侨者，原意为“高处”，后引申为客居他乡异国的人。此双重意，宁德东湖塘的大门山均皆而有之。
东湖塘为海湖。湖中高丘皆岛屿。塔山岛、金蛇头岛、贵岐岛和大门山岛皆在湖中，以舟船相通。大门山有双峰，孤立东湖之心，似中堂之门，故称“大门山”，实形又如金瓯覆地，故又俗称“金瓯”。因上世纪60年代围垦，大门山之西侧接陆地，成稻田与鱼塘。山之南、北，依烟波浩渺。唯朝东一面，可驻半坡，观沧海，歌水何澹澹，日出以东。
说大门山上有客居之人，实为曾有印尼、缅甸和越南归侨栖居于此东面，即为东湖塘华侨农场大门管理居住区。上个世纪六、七、八十年代，因东南亚排华事件，先有印尼与缅甸归侨安居于大门山半山腰与山脚，住的是单层联排砖瓦或石头房。后有越南归侨，住四层高的宿舍楼。大门山有双峰，一高一低，皆为小山包，登二三分钟，即可达山顶。宁德县华侨中学、小学分落大小山包，西侧山脚建有中小学校食堂，足球场也建在西侧湖滨，美轮美奂。印尼归侨好足球，彼时，中小学皆有学生足球队，曾名贯八闽。
后改革开放，国门大开，有部分侨民移居夷邦，国家又于东湖南岸投资建设华侨小区与华侨小学，留住侨民搬迁新居，大门山管区人去楼空。侨中生源不足，曾改为县区劳动学习实践基地，原有小学楼房成危楼，后经改造，被东侨公安局租用，足球场也自然变更用途，成侨民蔬菜基地。可谓海湖雁归旧，只此一片青绿。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本人曾任教于华侨中学。每日骑着自行车，约上二三个同事，往返于老城、大门山之间，披星戴月，风雨无阻。那时的道路，或田间，或池塘间整齐划一的机耕道，两旁的防风林齐刷刷的……
那时还领着粮票，每月底，都会骑着自行车，到塔山脚下场部的粮店，用粮票换成一袋米，再驮在自行车前头把手上，就沿着机耕道骑回家了。那时的我们，其实也才十六七八岁，心智上也算是毛头少年初长成。有时，自行车后座也带女老师，那感觉是，越想骑安稳，越容易出“车祸”，因此，偶有连车带人，把女老师带到机耕道路边沟的尴尬记录。
在大门山顶上，侨中有三座石头房的主体楼，按东西走向排列着。面朝东面的半山坡记忆中是片茶园，也算是我们的校园。师生们在课余时间，常常流连于此，观东湖海天一色，渔舟唱晚。所谓目遇之而成色，所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再所谓春江潮水连海平，立此半坡，千古幽幽。
而下午课后，更是师生们撒欢的黄金时光。围垦后的东湖塘依然是海湖，潮涨潮落，咸淡水交界，近海鱼类还会随着潮汐进入湖内觅食。而塘内鱼虾蟹的肉质尤其鲜美。“三月虾蛄四月鳗，五月蟑鱼装一篓。六月蟛蜞鳗仔滥如屎，七月鱼虾蟹贝堆满海。”一首民谣道尽宁德小海鲜琳琅满目。东湖塘小海鲜是淡水与咸水交融的尤物，肉质少腥多鲜甜味，烹饪大都以白灼为主，实为保鲜甜味。那时的水质依然清澈，几个爱好潜水的归侨男老师常常在放学后，划着舢板，到湖中游泳、潜水、捞鱼虾，再把渔获聚而食之。那天采风，再回大门山，山脚下那座石头房食堂，早已被荒草淹没。饕餮晚餐，逝者如斯。而山顶上的侨中故园，三座石头房依在，已重新修缮，变身为某幼儿园的劳动体验基地，西侧的校园种上了蔬菜，正有一位校工在菜园躬身忙碌着。原先郁郁葱葱的校园已成郁郁苍苍，金黄的余晖镀在脸上，有些温暖，也有些肃穆。
侨中是一所完中。生源以归侨子弟，即侨二代为主，还有部分的本地生，老师来源有归侨，也有本地师院类毕业生。宁德是海滨之城，海纳百川，百姓不排外。虽然，本地人生性拘谨内向，而归侨来自中南半岛，热带风情使然，能歌善舞，快乐奔放，但归侨师生与本地师生相处始终融洽。
每天放学后，湖滨的足球场更是师生撒欢的竞技场。我在《一个人的东湖》这篇稿子里，这样记录那时的课间生活——
下午放学，每遇到侨中学生足球队训练，侨中老师足球队便会充当陪练的角色，和学生们大汗淋漓一把。印尼归侨的血液里，都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侠气，踢足球也是气势如虹，敢于硬碰硬。有一次训练时，老师队前锋一个必进之球被学生足球队守门员奋勇扑救，结果学生守门员的“铁头”和老师队前锋的脚跟撞在一起，老师队前锋的脚筋被撞断了。正因为有如此这般的天赋与认真的训练，华侨中学、小学成了原宁德地区足球运动的基地之一。东湖塘小学生足球队还多次获得宁德地区小学生足球赛冠军，并代表宁德地区参加省赛，取得好成绩。
足球不仅是竞技体育的面孔，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归侨特有的族群迁徙史，铸就了他们在迁徙地好胜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特质，不仅体现在侨一代参与东湖塘围垦时，所表现出的愈挫愈奋的硬骨头精神，传承到侨二代身上，便是叱咤足球运动场，敢于对冲的强悍品质。从开荒、开埠到开拓，这种特殊的生存方式造就了归侨特有的坚韧品质，这是归侨文化的精神内核，承载着归侨特殊的族群历史与文化情感。听东湖塘华侨农场党委书记吴康成介绍，农场准备在那片菜地上恢复原有的足球场。闻之，不禁慰藉。
如今，这些侨二代，早已开枝散叶。有的依然在国内发展，有的虽已移居世界各地，但他们依然情牵东湖，他乡已成心中故，归途何处不团圆。采风中，吴康成书记介绍，有二位移居香港的老归侨把宁德当故乡，将骨灰撒在东湖烟波浩渺中。闻听，不禁感佩。中国讲究魂归故里，但还有另一种说法：心泰身安是归处。祖籍地是故里，心灵的落脚处才是归处。这归处的说法，尤其适合归侨族群，身处流浪，无处不故乡，只有爱过的地方，才是他的归处。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寻根。因此会这样想：归侨文化中有一份很强的执念，那便是，寻根即是寻找归处。
学生吴，已离开东侨三十多年，目前定居厦门。主要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咨询顾问的工作，还开着一个视频号“安辉道证”，主讲国学与人生智慧。在视频号里，自号：经典国学智慧践习者，品牌餐饮高级管理顾问，资深口哨吉他弹唱爱好者。他还开了一酒家，名：海左私房菜，吴同学如弥勒佛般，终日乐呵呵的，爱弹吉他，吹口哨，唱歌。到了晚上，他会身着印尼的民族服装巴迪克，头戴黑色无檐帽，在包厢里，弹着吉他，吹着口哨，唱着印尼民歌或流行歌曲，与食客们共享美食加音乐的快乐时光。有时，他也会身着立领国服，正襟危坐于直播间，始终微笑着，与朋友们分享中华国粹与励志感悟。他把东侨当作故乡，常在朋友圈表达思乡之情，凡看到有关东侨的图文与视频，他都会第一时间点赞、关注。吴同学，用音乐、国学与快乐，把印尼热带风情与东方人生智慧深融于日常，这便是东湖塘华侨农场侨二代的特质文化。归侨族群的历史，本就是一部迁徙史。因为不断迁徙，就必须要学会适应，将迁出地文化与栖息地的文化相交融，所谓适者生存。仅就这点，我们似乎可以说，归侨文化的另一个特质：熔炉文化。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湖塘华侨农场生逢“繁花”时代，在各方面都影响着宁德县(市)民的生活。国门开放，便有部分侨一、二代移居港澳，或英美。他们在外打拼，把港币、美金和当时港澳最时尚的服装，以及港台最新流行音乐磁带寄回，或带回农场，给留守的家人。因此，那时的归侨生活是优渥的，也是领宁德时尚之风。归侨来自中南半岛，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走在老城的街上，一眼便识出是归侨。大都黝黑的皮肤，立体的五官、V型的上身体型和细长腿，令他们留长发、着牛仔服、穿喇叭裤，佩尖领花衬衫显得尤其搭调、洋派。本地男女看见归侨女孩敢穿着带拉链的喇叭裤上街，更是咋舌不已。因此，本地人对那时的归侨身份大都很稀奇、羡慕。近水楼台先得月，宁德青年的着装也因此领宁德各县市之先。很奇怪，国门初开时，同样的洋装，穿在本地年轻人身上，却大都有违和感，不土不洋。但穿久了，贴身了，可能人也自信了，那份洋装特有的精气神也穿出来了。
同样，归侨师生也是这般的潮装，自然也影响了我们本地师生。我记得，我也有留长发、着牛仔服、穿喇叭裤经历。而他们将能歌善舞融为生活的日常，更是让我动心。热带风情，令他们是天生的歌者、舞者。生活酣畅处，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可以即兴歌与舞。那时，就忽然觉得，内地人大都活得很拘谨。唱歌拘谨，起舞拘谨，生活更拘谨。我到侨中任教，就似闯入异邦，遇见了另外一种生活。吉他弹唱，便是在那时学会的。我还记得，学弹唱的第一首歌是刘文正的《不要告别》。后来为了专升本，就脱产二年，到省教育学院念中文本科。因为学院后山叫“大梦山”，我便取了笔名“大梦客”，开始了文青之旅。但吉他弹唱也学得有些模样了，学院开设吉他兴趣班，我也敢去当教师。我的妻子那时在外语系上课，她也参加了兴趣班。于是，吉他为媒，我们两个人终于走在了一起。课余时间，也开始到图书馆借阅音乐理论的书籍，还初步学会了作词谱曲。我记得，写的第一首歌是《行道迟迟》。后来还无知无畏，着牛仔服喇叭裤，背着吉他，参加全省大学生歌手赛，唱着《一无所有》，也懵懵懂懂地拿了三等奖。
知父莫如女。今年初的某一日，我正在阳台书桌码字，女儿送了一本书给我，说是在新华书店买的。那本书是余华的作品：《音乐影响了我的生活》。其实，文艺是跨界的。吉他弹唱的乐感也影响了我的码字节奏感。刚开始码字时，崇拜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何其芳的散文语言都是元曲般的长短句，那种语言意境中的韵律感和音乐美叫后人难以超越。因此，我在码字时，似乎常有为谱曲而作词的交融感与错位感。起笔处，常常为如何组合长短句而羁绊、发呆，我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打开音响，听听爱乐。现在想来，在侨中遇见的“另外一种生活”，似乎真的影响了我现在喜欢的独处方式——“一个人的文学散步”。或许，这便是我要的“另外一种生活”。
一个人的大门山，金瓯覆地，大门打开，八面来风，我遇见了另外一种生活。 □ 郑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