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笔者收藏的一封特别的明信片,正面照片是位于上海的江海关。邮票已无存,仅余明信片上的文字提示着它的来处——1910年1月24日的三都澳。
虽然邮票不知何故被揭去,但我们仍能从几枚残缺的邮戳中串联出这封明信片经历的旅程:1910年1月29日罗星塔、1910年2月1日上海法国客邮局。另有两枚时间不明的小圆戳,分别属于三都澳和上海。从邮程可以推测,从三都澳寄出的时间是1月28日,抵达上海的时间是2月1日。
1910年三都澳寄英国的明信片
这封明信片的终点是英国肯特郡坦布里奇韦尔斯(Tunbridge Wells)的哈密尔顿公寓(Hamilton House)。虽然信封上没有英国的落地戳,但应当已完成投递,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如果说这封明信片有何特别,当属上面的文字。这些文字仿佛谜语,解开它就能穿越百年。因书写规范,可以较容易地辨认出内容:
My dear little agnes
I am now at Santuao near Foochow and will go to Foochow tomorrow.
I got your school report and you might tell Miss Ferguson how glad I am that you are doing well.Hope you are very well and happy.
With kisses and much love
From your Daddy
译成中文即:
我亲爱的小阿格尼斯
我正在福州附近的三都澳,明天就将启程前往福州。
我收到了你的成绩单。你可以告诉弗格森小姐,我很高兴你表现良好。希望你平安快乐!
吻你爱你
你的父亲
这是一位父亲写给女儿的信,文字简短易懂,充满父爱。
两个谜题随即摆在眼前:文字之前的“on board R. C.‘ping ching’”是什么意思?寄件人是谁?
显然,“R. C.”是缩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Roman Catholic(罗马天主教)。三都岛上恰建有天主教堂,信众颇多,难道这封明信片与三都岛上的天主教活动有关?那“Ping ching”又指什么?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偶然翻阅1932年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T. Roger Banister)所著的《中国沿海灯塔志》(The coastwise lights of China),看到其中一张名为“Customs Revenue Cruiser Pingching”的插图时,疑惑骤然消散。R. C.在此是Revenue Cruiser(海关运输船)的缩写。明信片开头的这句话意即:在海关运输船“ping ching”上。根据海关署副税务司李廷元的中译本,船的中文名为——“并征”。
这封明信片一半的谜语解开了。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
因为两次鸦片战争战败,中国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根据1858年中国与英法美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规定:“任凭(清朝)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其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经费,在于船钞下拨用。”正如海关史研究专家陈诗启先生所言,“这个规定,把征税、海务和船钞三个方面联系起来,统归海关洋员管理。”海务,指的是建造和维保“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助航设施。船钞,则是对往来船只征收的税费,是海务的经费来源。
从此,中国近代海关兼办沿海灯塔等航标的营造和管理。
由于灯塔多孤立于海岛上,不时遭到侵扰、掠夺,物资也难于补给。为解决这一问题,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购买了多艘能执行远洋灯塔管理事务的海务船艇,统称“大巡船”,其中就包括1886年购得的“并征”号。
关于“并征”号的购买时间,有1887、1888、1920年后等说法,但1886年9月12日赫德在致密友兼助理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的信札中对此有明确记述:“昨天我为灯塔买了一条轮船:大约要用70000美元或12000英镑,用它来替换已搁置不用的‘广兴’号。这艘船是五年前造的,造价可能是我买价的三倍或两倍。船的名字是“阿马迪斯塔”(Amitista)号,不过为了纪念昨天的签字,我想把它叫作‘并征’,即对洋药的关税和厘金合并征收。”其中提及的“洋药”即鸦片,根据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鸦片的进口税和厘金合并由新关征收。但由于税厘数目的争议,这一规定直至1887年才正式施行。厘金原属内地税,现也上交新关,无疑增加了大清海关的总税收。赫德乐享其成,以“并征”命名新购的大巡船。
“并征”号海关运输船,出自《中国沿海灯塔志》
1910年,海关正在服役的大巡船有6艘,其中“并征”体积最大,吨位近千吨,铁壳船身,内装燃煤机,长212英尺(约65米)。根据当年《新关题名录》,其所配船员也最多,华员达67人。
大巡船与其余船只不同,只有总税务司有权调度,其中“并征”号又较为特别,从记录来看,只有它常驻上海。既然如此,为何1910年1月长途跋涉来到三都澳呢?
由于暂未发现新史料,笔者转而研究写信者身份,希望解开剩余谜题。
笔者留意到收信人一栏中写明女儿姓氏为Dick,这应当也是寄信人的姓氏,因此首先查阅了1910年“并征”船上的船员名单,未有收获。随后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中国海关关员数据库查找时,笔者注意到其中一位名为D. C. Dick,全名David Crawford Dick。他是否是这封明信片的寄件人呢?
得益于犹他家谱协会网,笔者查到了Dick先生的家谱。当看到其首任太太为Agnes Lunn Hood,与其女儿同名,其母亲为Elizabeth Ferguson,与信中提及的Ferguson小姐同姓,笔者确信这封明信片正是出自D. C. Dick之手,收寄对象当为其女儿Agnes Dick以及妹妹Elizabeth Ferguson Dick。
三都澳浮标位置示意图
然而Dick先生是谁呢?既非船员,为何在“并征”号上?英国布斯托大学的“中国家庭”专题研究项目恰好辑录了其生平,至此,笔者才发现Dick先生并非普通海关洋员,而是大清海关第三任总营造司——狄克。
总营造司是什么职务?根据前述《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规定,为了统筹管理海务、船钞,1868年4月25日,总税务司正式成立船钞部(Marine Department)管理海务。1881年,在经历几年机构调整后,海务工作形成了由海务巡工司和总营造司会同管理的体制,前者掌管行政,后者专司技术。狄克正因其技术出众而被聘为总营造司。
狄克1866年8月8日生于爱丁堡,毕业于爱丁堡的Daniel Stewart学院,曾在苏格兰灯塔公司任土木工程师、机械师9年,1895年加入英国工程师学会,后又参与直布罗陀港口和船厂建设。1900年5月进入中国海关海务部门任副营造司,1908年5月31日继哈尔定(J. Reginald Harding)任总营造司。在任总营造司期间,积极从事现有灯塔的现代化改造,引进以汽油和液化汽作为燃料的灯头,使用最新式的光学仪器等设备,曾获清政府颁发的文官四品衔、三等嘉禾章。1933年6月30日,时任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在《中国沿海灯塔志》序言中称赞狄克等几任总营造司“无不黾勉从公,勤劳备至”。
如此看来,狄克乘“并征”号来三都澳,必定与灯塔等航标有关。这一想法得到了有关史料的印证。
根据《福海关十年报》,三都澳修筑航标始于1899年5月22日,在凯撒礁(Kaiser Rock)放置了一个黑色圆锥形浮标。1907年11月,又在港湾入口处的河极礁(Channael Rock)设立了一座铁桩浮标。
福建省灯塔分布图,出自《中国沿海灯塔志》
灯塔无疑是更重要的航标。据《中国沿海灯塔志》记述,“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降,灯塔建筑,益为精进,发展神速,前此未有,在中国灯塔历史中,实为其他时期所不可企及者。”三都澳也在此时迎来了灯塔建筑高峰,其管辖的三座灯塔均修筑于此时期:西洋山灯塔(Spider island light)、七星山灯塔(Incog island light)、冬瓜山灯塔(Shroud island light)分别于1908年1月16日、6月14日、11月1日始燃,“乃指示船只航行闽北、浙南沿海各口之用”,各塔还配置华员3人左右。值得一提的是,西洋山灯塔、七星山灯塔主要建筑材料均由上海崇明岛附近灯塔拆撤而来。
1909年后,因技术更新,沿海许多灯塔的灯头、镜机进行了升级,所有岛上灯塔都建筑了码头,以便运输物资和登岛视察。1910年,狄克乘坐“并征”号出行,应当是视察沿海各灯塔,谋划修缮更新之事。西洋山灯塔随后即于1913年改装白炽纱罩灯头,亮度大增。
在三都澳的波涛之上,狄克思念远隔重洋的女儿。狄克与首任妻子于1901年1月31日在上海结婚,但1906年妻子猝然离世。或许因为这个原因,狄克将女儿寄养在英国家中。
1910年,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刚刚结束。对于中国乃至狄克本人来说,接下来的变故都可谓巨大。
就在这封明信片后两年,清政府倒台。海关机构因之改革,但总体过渡平稳,“并征”号依旧航行在中国沿海,尽职维护航标(据称曾长驻厦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不少大巡船被汪精卫政权强行占用,虽然仍照常执行航标任务,却因此成了“敌军”舰船。1944年,“并征”号被美军轰炸机炸沉于厦门港。
西洋山灯塔旧照,出自《中国沿海灯塔志》
至于总营造司狄克,他在写下这封明信片的1910年秋回到英国,与第二任妻子结婚。1911年,他在广东汕尾建成遮浪角灯塔,是当时世界上等级最高的灯塔之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的航标更新工作受到影响,进度放缓。虽然如此,狄克仍主持了对花鸟山等灯塔的改造工程。1918年一战结束,终于可以重展拳脚的狄克却在次年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图纳去世,年仅53岁。
近年来,西洋山、七星山的灯塔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侵蚀,损坏严重,早已不再亮灯。《中国沿海灯塔志》说海岸之灯塔“犹海上之逻卒也,处境岑寂,与世隔绝”。若如此,那么现在的灯塔仿佛孤独的老兵,虽然目盲耳聩,却依旧驻守边陲。
相比于灯塔,时间在这封明信片上留下的痕迹轻微得多。它从三都澳出发,如今又回到故地。失去的邮票,仿佛被卸去的翅膀。它再也不用为邮件上的姓名飞越山海,就这样永久地降落,静静地述说着一个关于三都澳、海关、邮政、灯塔的往事。 □ 李伟
写于2022年疫情期间
收录于2024年宁德市集邮协会编《中国·三都澳邮史研究》
即使那三年已经过去,我们仍然记得那些永远离开的人、关上的门、无法投递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