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加紧扫荡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物价飞涨、官员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福建沿海地区沦陷，省政府财政困难，有时，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严家淦厅长号召公务员自己种菜、养猪，克服困难，农村合作事业停顿不前。此时，父亲感到在南平已经无所作为。曾经写一首七言诗以明心志：“山城久住徒为耳?遍地烽火万民哀，欲望中华重振日，须得从头育英才。”

父亲认为：当时中国人口比日本多四倍，国土面积比日本大十几倍，为何反而被小日本侵略、欺负?主要原因是：教育、科技落后，因此必须从办好教育入手。于是在1943年春，他毅然辞去福建省建设厅的职务，回家乡办教育事业。

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图片来自网络）

回顾当年，中国教育事业的确很落后!我在宁德县读小学时，城关就没有中学，如果要上初中，必须到三都澳去读。当时古田县东部叫大东地区，包括：鹤塘、西洋、卓洋、杉洋、前洋等乡镇，以及附近的罗源、屏南、宁德等县也没有一所中学。

父亲回家乡后，即召集各乡有名望并热心教育的绅士，开会讨论创办中学的事宜，结果获得大家一致拥护、赞同。大家同意将各乡的“宗祠祭祖田租”抽出一部分作为办学基金，并发函向海外华侨募捐一部分资金。并成立一个董事会，经过一年的筹备，于1944年秋就办起“私立古田大东初级中学”(现改名为古田三中)。公推我父亲——余寿图担任第一任校长。

本着抗日救国的宗旨办学，这个新生的私立大东初中，入学不收学费，如有小学毕业证书，也不要入学考试，因此一开始，招收的学生就很多，除了古田县本地学生以外，还有屏南、罗源、宁德等县的学生前来就读。

我读初中时， 自己带大米由厨房煮“草包饭”，蔬菜由学校供应，各班学生分配任务种蔬菜，收获的蔬菜按斤论价卖给厨房，作为个人的伙食费，因为绝大多数是农村子弟，都是种菜的行家里手，有时超额完成任务，还有余款退回来，无形中减轻了学生家庭的负担，因此很受当时家长的欢迎。我在初中时期学会了许多种菜的知识。

因为是抗日救国非常时期，许多教师都是抱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志愿来办学，当时大东初中学教职工，不论校长、教师、职工，一律平等，每月平均发150斤大米作为薪酬，有点“延安精神”。正因为大家平等，能够吸引许多社会名流，如：国文大师阮寿真、书法家余质(教国文)。大学生，如：余伯宪(教数学)，黄德挺(教生理卫生兼校医)，陈路加(教音乐)，曾守光、谢宪章、林学垒等教英语，以及思想进步的青年，李立敦、黄宗传、谢春钧等人来校任教，以后这些青年教师都参加地下党，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我同班陈景伯同学不久参加地下党游击队，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成为革命烈士。因此，当时古田大东中学，不但是当地最高的文化学府，而且是当地著名的红色革命堡垒。

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地图，蓝色虚线为海上封锁线（李伟 收藏）

我在初中阶段，值得回忆的事有三大件;

一、是我革命人生观的初步形成的时期

我在初中阶段上课，第一次听到谢究章老师(归国华侨)讲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发生经济危机的知识。我看到父亲书橱中大量左倾进步的书籍，如：美国作家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国民政府亲苏派官员(名字忘记)写的《苏俄考察记》;苏联保尔考察金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左翼作家张天翼写的《华威先生》等，让我思想倾向革命。此外，我在初中学唱许多抗日、爱国歌曲，如：《在松花江上》《延安颂》《打回老家去》《开路先锋》《满江红》等。

二、在抗日艰苦环境中锻炼我克服困难的精神

1、用古老的“灯码”代替“美孚灯”用来照明

当时沿海被日本封锁石油无法进口，我们没有煤油点“美孚灯”，晚上同学们自修成问题。我们就用古老的“灯码”来照明，所谓“灯码”就是用一个铸铁的碟子放在竹架上，碟中注满桐子油，中间放两三根灯芯草，然后点燃灯芯草发光用来照明。不过自修以后第二天两个鼻孔都是黑的，同学相顾而笑。我还学会制造“灯码”的竹架子。

2、用打火石代替火柴点火

抗战时没有洋火柴，我们就用古老的“打火石”来解决，打火石与一块铁片摩擦产生火星落在纸煤灰上，然后点燃草纸卷，再用口轻轻一吹，就发出火焰来;晴天还可用放大镜聚焦太阳光点燃木炭来点火。总之，我们有办法克服各种困难，而且，每克服一次困难，就是获得一次抗日战争的胜利。

3、自己制造二胡自娱自乐

为了课外文娱活动，同学们自己制造二胡，山区竹子是现成的，同学们设法打一条活蛇，剥它的皮来制造二胡，没有马尾鬃毛就用棕丝来制造弯弓。琴弦、松香，当时街上可以买得到，于是一把二胡完全由自己制造出来，当然音色稍微差一点，不过还可以拉出音符来。我在初中阶段就是这样无师自通，自己制造二胡、拉二胡。至于二胡曲调，依靠同学们互相交流，我学会许多传统曲调和福州曲调，如：《苏武牧羊》《孟姜女》《春天快乐》《梅花三弄》;福州曲调《泪透》《紫玉钗》《江南蛮》等。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父亲才从福州购买一把二胡送给我。

1947年余寿图校长夫妇与女老师在大东中学留影

三、学会许多生产与生活知识、技能，达到丰衣足食

回到家乡以后，我们家自己养猪、养兔、养鸡。因此，我放学回家后，就和小朋友们一道去拔兔草，星期天和他们上山去砍柴。记得砍柴的时候，还被马蜂叮咬过。按照家乡的习惯，冬至以后开始酿造红酒，古田的“红酒曲”是福建有名的产品，夏天大豆收获后，开始制造豆酱，我们家也学习这种习惯，自己酿酒做豆酱。每年都不要上街购买酱油和红酒。此外我们还种了许多蔬菜和豆类，有黄豆、绿豆、红豆、白豆。到了成熟的时候，我们兄弟就忙着去采收。我们家还有几亩田地出租，粮食自给有余，自己又种菜、养猪、养兔、养鸡，完全能自给自足。加上父亲在外工作，每月寄钱回来，在抗战时期，我们一家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1944年，我刚上初中，当时正是盟军美国空军对日寇本土展开大反攻、大轰炸的时期，在我们家乡的天空上，时常能看到美国轰炸机B52飞过的身影与隆隆的声音，大家心中暗自高兴，日本鬼子灭亡的日子快到了!

深秋时节，我们同乡一位农民上山砍柴，突然遇见一位美国大兵，穿着军装、身才魁梧、讲英语向他走来，他虽然听不懂，但心里猜想一定是美国盟军，是我们抗日的朋友。于是他用手势比划着叫美国大兵跟他走，将他带到我们家里来，因为当时我父亲是中学校长，唯一能讲英语的人。经过谈话，父亲知道他是美国空军飞行员，因飞机被敌人炮火击中，他跳伞逃生，降落来到这里，他要求我们帮助立刻将他送到县政府，然后再送到福建长汀空军驻地。

大家听了，非常同情并尊敬这位美国空军朋友的遭遇，我妈妈按照古田县招待贵宾的风俗，煮了一大碗“冰糖荷包蛋”款待他，他也大大方方地吃得精光，另外我们还送他一袋橘子。恰好当时我四叔当保长，立刻派两个民兵，护送他到鹤塘乡政府，以后再转到古田县政府，就这样把他送走了。当时我是初中一年级学生，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没有问飞行员的姓名，更没有什么影像资料留下。

暑假期间，父亲经常带我和弟弟去河边钓鱼，那时河流没有污染，鱼类资源丰富，半天合计可以钓得3到4斤左右，于是一家人晚餐就很丰盛，吃着煎煮的新鲜鱼肉，饮着家酿陈年老酒，父亲高兴地念着《醉翁亭》的词句：“溪深而鱼肥，泉香而酒洌。”

1945年，我上初中二年级时，抗日战争胜利，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老百姓欢喜若狂，自发地燃放鞭炮、焰火、舞龙灯，晚上我们全校师生参加提灯庆祝大游行。当时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又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同学们感到无比高兴与自豪!

那时大礼堂中高挂着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等世界四大领袖的巨大肖像。

1946年摄于古田。左起依次为陈祖泽、余寿图、李黎洲和黄维溪先生（图片出自古田一中网站）

最初，蒋介石曾邀请毛泽东以及国内其他民主党派领袖到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达成以下五项决议：

一、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

二、实行国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的原则;

三、各民主党派参加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四、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民主宪法;

五、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显然以上这些决议有利于中国人民在抗日胜利后，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但是，后来蒋介石反悔，不想实行政协决议，而积极准备内战，他认为有美国军事援助一定能够打败共产党，继续他的独裁统治。

1946年3月至5月首先在东北发起内战，对四平、长春、吉林等解放区展开进攻，彻底撕毁“政协决议”(也称“双十协定”)。

结果失去民心，最终失败，丢掉大陆政权，逃到台湾。

由于福建多数是山区，民国时期又没有铁路，工业落后，又不是军事、经济重镇，因此不是日本军队争夺的重点，所以没有轰轰烈烈的抗日大会战。八年抗战，除了沿海福州、厦门被日本军队占领之外，其他山区几乎没有被日本军队占领过。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有些山区的老百姓感慨地说：“八年抗战不知不觉胜利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跟日本鬼子拼杀过。”　　□ 余兆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