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摘自余兆升先生2015年10月撰写的回忆录《我与祖国共命运——我的生平回忆》的第一章——“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童年生活”。

余兆升先生是古田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生。父亲余寿图(1910-1988年)字纪南，古田县鹤塘乡路上村人，1935年任宁德县农村合作事业办事处指导员，1936年升为主任，其家眷亦随之迁宁德。余兆升与兄弟二人在宁德度过了童年时光，曾在毓秀小学就读，1940年返回古田。

1944年秋，余寿图先生创立私立古田大东初级中学(今古田三中)，并担任第一任校长。余兆升先生后来就读于福州英华高中、厦门大学物理系，1979年至南平师专物理系任教，1993年退休。

这篇文章是余兆升先生对宁德、古田童年生活的回忆，也是关于宁德抗战时期的珍贵史料，记录了当时的风土人情，衣食住行均有着墨，还较详细地描述了现已消失的王家大院、林氏大院等。

本文是难得的“三亲”史料(亲历、亲见、亲闻)，可补地方史料之阙。时过境迁，如今健在的民国亲历者已无多，可忆往谈昔者寥寥，提笔著文者更是凤毛麟角。余兆升先生的文章使人真切地触摸到那段历史，感到“往事并不如烟”。

我父亲在民国时期经过公务员考试，被录取进入福建省宁德县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工作，直属福建省建设厅领导，厅长是严家淦(1949年以后去台湾，一度当过台湾国民政府的“总统”)。起初父亲担任指导员，不久升为主任。国民政府按照孙中山联俄政策与苏联友好，并学习苏联搞农村合作化运动，因此，福建各县政府均有“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这个机构。不过，当时我国的农村合作化采取民众自愿参加的原则，而且合作社的领导人均由民主选举产生，与苏联强迫民众参加，以及领导人由政府委派有原则性的区别。而且当时我国的合作化运动多半学习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瑞典、芬兰、挪威的经验。因此，民国时期我国合作化运动能够快速、健康地发展，不像苏联斯大林强迫命令推行农村合作化运动，引起农民不满、反抗，结果造成700 多万农民被无辜杀害!

我母亲与我兄弟两人，于1935年冬天，跟随父亲从古田县老家搬迁到宁德县居住，那时候没有公路，只能步行，沿着几千年以来用鹅卵石修建的古道前进，而且要走好几天。记得母亲是坐轿子，我兄弟两人因年纪小，各自躺在椭圆形的摇篮里，雇工人挑着上路。不巧，半路遇到下大雪天气，道路被封锁无法通行，我们只好住在那又脏、又黑的客栈里，停留了整整五天五夜，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到了宁德县，我们最初租居在小东门著名的“王家大院”(编者注：王家大院即王祖添家族的聚居地，位于东门内，今为金龙大厦所在。据陈仕玲先生《民国时期宁德五城门风貌》，王祖添，字昆豪，号益庵，清末附贡生，曾独资捐修宁德城墙。王祖添营造有三座大型住宅，又在屋外临溪处建造花园，取名“兰石山房”，有印月亭、狮子岩及鱼池、假山、拱桥等建筑物，其中狮子岩最为人熟知，系假山石垒砌而成，因形如卧地石狮得名，又因洞内可避暑，有“雪洞”之称。)院子很宽敞，不但房间很多，里面还有私家花园、假山、鱼池等设施。有一点像《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府一样，房东是大户人家，他的主要经济收入，除了依靠收地租、房租之外，还经营典当行业、百货商店等，是典型的富裕封建地主兼工商业家。因此家庭风气、生活习惯与众不同，男人可以娶小妾、养婢女。民国时期，宁德大户人家的习惯是：男人挣钱养家，女人一般不工作。于是女人整天以打纸牌、赌博、吵架，甚至抽鸦片，来消遣时间;男人白天上班，晚上就是打麻将，经常到“汽灯行”租汽灯挂在厅堂中间，通宵达旦地打麻将，半夜还要叫菜馆送点心吃宵夜。

1938年余兆升一家在宁德城关留影

不久，父亲送我兄弟到东门幼稚园学习，因为离我们家较近，而且是基督教会办的，旁边就是教堂，星期天，父母经常带我们去做礼拜。那时候宁德县还保留有城墙，故有东门、西门、北门、南门之分。

幼稚园的园长是位女强人，靠她工作攒钱养家，她的老公是盲人，钢琴调音师(编者注：据姜伯夷先生回忆，这位盲人即基督教传道赵仕飞)，平时只能做家务琐事，不过家中一切整理得有条不紊，他的记忆力非凡，孩子们的衣服找不到了，他却能找得到。他的大女儿名叫雅英，十几岁，经常给我们小朋友讲故事，我们叫她雅英姐姐，大家很喜欢她。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以武力扣留蒋介石，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记得，我爸妈和许多基督教会里的教徒们，个个忧心忡忡、紧张地在教堂里祷告，祈求上帝保佑“蒋委员长”平安，因为蒋介石与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不久，真的上帝保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亲自护送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民众闻讯，纷纷燃放鞭炮庆祝!

民国时期，我在幼稚园学习很轻松，每天听老师讲故事、做游戏，根本没有读书，所以没有负担。以后国民政府推广国语与拼音符号，父亲特地购买了一套“标准国语拼音”唱片，教我们兄弟学习，因此，我小时候国语讲得很标准，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

1957年春节于王家大院“雪洞”留影 姜伯夷 收藏

以后我兄弟两逐渐长大，父亲感到“王家大院”的风气对我们兄弟教育、影响不好，不久就搬到“林氏宗祠”旁的一个住宅居住(编者注：1925年，民国宁德“一团春茶行”创办人林廷伸，字聘直，号理斋，主持修建林氏宗祠，占地面积三百多平方米，至今仍在福山街尾，保存完整)，房东是一位老人，他另有一套房屋，这里单独一套，全部租给我们一家居住，里面种了许多花木，并养了三大缸的金鱼，环境安静、清洁，没有干扰，再也听不到打麻将和女人吵架的声音了。门外是“林氏宗祠”前的大广场，视野开阔，俯瞰下面有一个女道观，经常听到她们念经、敲钟悠然的声音。道观旁边有两口大池塘，有足球场那么大，养着草鱼和鲢鱼，池塘岸边种许多柳树，风景很优美。

此时，我兄弟在教会办的西门毓秀小学读一年级(编者注：毓秀小学创办于1897年(一说1898年)，前身为英国圣公会在宁德城关西门外创办的女子膳宿学校——毓秀女校，开新式学校和女子上学之先例，曾附设幼稚园，民国中后期改为私立毓秀小学，兼收男女学生。1939年，因抗战爆发，毓秀小学迁金溪村(后迁东山村)。1952年，县人民政府接收私立毓秀小学，改为蕉城中心小学第一分校，后并入蕉城中心小学)，起初父亲送我们到公立蕉城小学，后因该校风气不好，大同学会欺负我们，故决定送我们到教会学校。实际上毓秀小学是女子学校，因我们几个小男生都是县政府官员的子弟，因为这种特殊关系，我们才进入女子小学。国民时期，政府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女子识字、扫盲。许多女孩子年龄很大(大约十几岁)才读小学一年级与我们同班。我们几个小男生因年纪小，座位总是排在头一排，后面的女生就像老大姐一样，经常监督我们，如有越轨的行为，她们就大声指责、斥骂，管得我们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因此，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我想，也许这就是父母为何把我们送到女子小学去学习的初衷吧!

读小学时，父母每天给我一角钱买零食。记得那时候，一角可兑换30个铜板(按照现在计算，大约等于人民币15元)。两个铜板就可以买一个海蛎油饼，真好吃，我心想，哪一天自己会攒钱，一定买十几个来吃个痛快!不过钱归自己管，反而养成我节约的习惯。其实当时我还喜欢吃法国“美女牌”的葡萄干，又大又甜。

读小学时，我们最崇拜德国货，我用的铅笔、图画纸、小刀都是德国制造;最看不起是日本货，因为质量最差，大家都说：“东洋货是骗人货!”，我家里的留声机、照相机，以及父亲的防身手枪都是德国制造，没有一件“东洋货”。

鹏程街道的郑宅厅堂墙上，仍可见日军飞机射击留下的弹痕 李伟 摄

我在小学结交了几个好朋友，离我家附近“林氏宗祠”不远有一个“林家大院”，也是当时宁德大户人家(编者注：林氏大院即位于东门外、碧山山脚的“碧山别墅”，又称“可园”，是林廷伸所建私家花园，因此又称“聘直花园”或“聘直花坪”，今为邮政宿舍。碧山别墅具体构造可见黄建琛教授《碧山别墅》一文。林廷伸长子林振翰，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和盐政专家)，据说他们的祖宗是状元。我的两位同学：林治康、林治平就住在里面。他们经常带我们去他家花园里面玩，花园面积很大，种植许多我不知道的花草、树木，我小时候，只知道桑树与白玉兰。春天我们就去采桑叶养蚕，夏天就去采白玉兰放在兜里，全身充满香气很开心。后来我离开宁德，我的舅舅娶了林家姑娘林瑰青为妻，我们成了亲戚，那是后话。

我在宁德县生活，几年来海鲜产品吃得痛快，各种新鲜鱼类、虾类、蟹类、螺类，应有尽有。每年春季官井洋黄花鱼大丰收，鱼行老板自动送货上门，有一次送来80多斤，我们小家庭根本吃不完，又怕坏掉。父亲想办法，连夜加工，先把黄花鱼杀好洗干净，然后蒸熟、冷却，剔去鱼刺骨头，最后烘烤制成“鱼松”保存。

1937年，国民政府开始全面动员抗日，宁德县就开始训练男女民兵，有一位女教官——池剑萍，福州人，与我父母认识，我读小学早晨在上学的路上，经常看见她在操场上训练民兵，以后她也教我们兄弟唱抗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杀敌歌》《枪口对外歌》《慰劳伤兵歌》《铁蹄下的歌女》等等，还讲日本鬼子如何残暴杀害我们同胞的故事给我们听，记得印象较深的是：日本老师特意将我国山东的莱阳梨分给学生们吃，然后问学生“莱阳梨好吃吗?”学生自然回答：“很好吃!”老师就鼓励学生：“那么你们长大以后，就要去征服支那中国，占领山东。”以后，她看见我兄弟聪明、活泼、可爱，征得我父母同意，就叫我们参加“儿童抗日救亡宣传队”。

有一次，她偶然带我到县政府去玩，当时宁德县政府非常简陋，设在一个破旧的庙宇里(编者注：宁德自建县以来，县衙位置一直未变，即今蕉城区政府所在。据姜伯夷先生回忆，此处记载“庙宇”有误，应即县政府办公楼)，单层平房，用1.5米高的围栏分割成5个办公室，就是：教育科、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以及农村合作委员会。办公人员互相都能看得见，总共人数不到30人，还不如今天乡镇政府的规模。

毓秀小学旧照（图片出自蕉城区政协文史委编《民国宁德》）

1937年，因父亲在宁德县搞农村合作事业成绩显著，获得民众的拥护与好评，被提升调到省建设厅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工作，并保送到南京实业部举办的“合作技术人员讲习所”进修学习。回来后，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闽东地区，合作事业视导员。负责闽东地区福安、福鼎、霞浦、宁德、罗源、连江、长乐、平潭、福清等地的农村合作事业巡视指导工作，官阶升为“简任”级，比最高级低一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本飞机经常对宁德县城政府机关、军事目标，进行扫射、轰炸，并对居民区投放燃烧弹，繁华的滨海街道就被日本鬼子的燃烧弹烧毁了一大片。我们又一次搬家，房东是一位姓姜的老人。为了防空，父亲未雨绸缪，请木工做一个很大、很粗的木架子，木架上面铺放六个大沙袋，据说，可以阻止敌人飞机的机枪扫射，成为我们母子的临时防空避难所。

有一天，正当我们在外面玩耍，防空警报响起，日本飞机立刻就飞来，而且飞得很低，甚至飞行员都能看得见，敌机毫不客气用机枪，咯咯、咯咯地对着居民区扫射!屋顶瓦片被打得纷纷落下，吓得我母亲两脚发软跑不动，此时，我兄弟已经是小学生了，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反倒不知道害怕，合力将母亲连拖带扶送到“临时防空避难架”下面，才躲过这场劫难。

毓秀小学旧照（图片出自蕉城区政协文史委编《民国宁德》）

父亲回来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将我们母子送到二都乡下去住，还请一位农村妇女为我们做饭，因她是溪口人，因此我们叫她“溪口嫂”。我兄弟两很喜欢乡下居住，因为青山绿水，环境安静优美，没有日本飞机的骚扰，不要躲避防空警报。我们居住的房屋旁有一条溪流，附近有个水磨坊，利用水车带动磨面粉、榨油，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不论白天晚上，不时能听到水磨坊咿咿呀呀的声音，并闻到一阵阵榨油菜籽的香气。

房东是一位40多岁的单身农民，经常教我们如何到溪流中抓虾、捕鱼。他巧妙地制造30、40个“能进不能出”的小竹笼，并在笼中放饵料，诱捕溪流中的鱼虾。一般，傍晚到溪流中放笼子，第二天早上去收回。民国时期，溪流没有污染，民风也淳朴，根本没有人毒鱼、炸鱼，更没有电捕鱼，因此，溪中鱼虾资源丰富，房东每次都能收获十几斤鱼虾。我们经常向他购买新鲜的鱼虾用于佐餐。

1940年，父亲调到闽西地区担任农村合作委员会视导员，不久又调到省建设厅农村合作事业领导机关工作。此时该机关已经从福州搬迁到南平吕祖庙(即现在的南平林业技术学院内)办公。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将我们母子以及养女四人送回到古田老家居住。(未完待续)　　□ 余兆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