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天的暖阳慵懒地晒着鹏程街狭长的古巷。就在分钟咫尺之间，与之相邻的八一五路正车水马龙，喧嚣繁杂。
鹏程街那如蛇一般逶迤的古巷里，却静怡得恍如隔世，“朱桥雀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的古韵仿佛就是为她而踏歌轻吟。位于八一五路之南的鹏程街、西山路一片是蕉城豪族的聚居地。那些声名显赫的家族宅院：林厝里、蔡厝里、薛厝里、马厝里、陈厝里、黄厝里，至今还有20多幢老宅连成一片，营造出了谜宫一般逶迤曲折的胡同穿巷。
二十世纪初的某一天，在宁德城关鹏程街中南里一位富商家里，一位学童在私塾读书，看见老师又拿起戒尺，向另一学生脑上敲打，他提出抗议，老师对他大声斥责，这位学童竟把老师的书案掀翻了。
后来，这位学童长大了，依然是这般的火爆子性格。九岁时，他转到城关第一国民学校，十三岁进入城关第一高等小学读书，校址就是建于宋嘉祐三年(1058)的“明伦堂”。十六岁考入霞浦县省立第三中学，校址在三都岛上。因为性格外向，多才多艺，尤其爱唱歌，他就当了文娱委员。192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由于常常资助同学，出手大方，同学们都称他为“郑记银行”。
后来的后来，依然是这般热情似火，爱打不平的性格主导了他的命运的轨迹。
每年4月，正是江南楝子与槐树花开的季节，尤其是漫山的油桐花开，如雪临凡，满城飘香。
但1927年的4月的天空却是充满了血腥味。
这个月的3日，省城福州全城戒严，军警密布。这天上午10时许，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南校场策划组织了“拥蒋护党”大会。大会上，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言论甚嚣尘上。新编第一军二师五团一营党代表方毅威，毅然走上台前痛斥右派分子，被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林寿昌连甩了两个耳光，叫人用破布堵住方毅威的嘴，剥去军装，背插纸旗，五花大绑押去游街。同日下午，方毅威游街押至南台万寿大桥头，被当众枪杀，并抛尸闽江。随后，国民党右派立即对全省和福州城进行戒严，发出逮捕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工农革命团体积极分子、负责人的命令。
在此之前，对于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共产党有所察觉，但也只是安排部分同志转移、撤退。我党甚而还将参加国民党的党、团员名单悉数交给国民党福州市党部备案，致使敌人可以按图索骥，精准逮捕共产党人。中共福州地委书记徐琛、余哲贞夫妇等30余名共产党员相继被捕，但这消息被严密封锁。
那时的刑场在福州西门外的鸡角弄，后来号称榕城的“雨花台”。如今，这里已是福州市传染病医院。还有片花坛，鲜花怒放。据说，这里就是当年的刑场，就在这片花坛下曾经挖出了一筐筐的白骨，还有脚镣、手铐。而那两棵百年老荔枝树，郁郁葱葱，更是见证了当年枪声与血腥。
1927年4月27日深夜，从鼓楼到鸡角弄的这条路上，就是那位掀翻老师书案的“曾经少年”一路高唱《国际歌》和徐琛、余哲贞夫妇等六名战友一同走向刑场。10多名军警将他打倒在地，用棉布强塞其口。歌声在寂静的夜空里传得很远，让福州的不少百姓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悲壮的旋律。临刑前，军警拔出棉布，他仍不停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直至枪响……
徐琛余哲贞夫妇就义前，余哲贞高喊道：“我们结婚还没有举行过婚礼，就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夫妻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子弹穿透了他们的胸膛。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刑场上的婚礼。
而那位“曾经少年”牺牲的消息传到老家——宁德，这位烈士的父亲和家人立即赶到鸡角弄认领尸体。
那时，执行枪决用的都是达姆弹(dumdums)，又俗称“开花弹”，子弹一射入人的头部即变形，让受刑者脸部血肉模糊。在"雨花台"，父亲看到个个烈士已是满身血污，身形走样，人脸难辨。
父亲用颤抖的手从一位烈士的口袋里找出一方绣着"革命同胞"的手帕，认出这是媳妇为儿子所绣，这才断定这位烈士就是他的儿子——郑长璋，时年26岁。
在国民党右派的疯狂屠杀下，中共福州地委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从事变前的150余人锐减至20余人。工农革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和摧残，暂时转入低潮。
郑长璋的遗骸要偷运回宁德，敌人百般刁难。后在乡亲帮助下，才从海上运回故里。他25岁的娇妻蔡彩珍将6个月大的女儿藏于床下，才躲过一劫。
女儿郑启如的回忆：“当年，我出生出来才六个月，爸爸就要去省城救战友。听母亲说，临走前，父亲亲着我的脸说：‘爸爸会很快回来看你’就转身离去了。没想到离开才4天，父亲就牺牲了。”
由于郑长璋牺牲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宁德县党部筹备处主任，他的中共地下党员秘密身份不为外人所知，解放后，郑长璋一直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还原英雄的真实身份，这也成了郑长璋家人最大的心愿。
(二)
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李大钊先生带领学生们，走上京城的街头，面对劳工，高唱《国际歌》。第一次听到《国际歌》的劳工们当即要求李大钊先生现场教唱。那一天，京城万人空巷。那些聚集在一起的劳工与学生们齐声高唱《国际歌》，声如气浪，憾人心魄……
也是这一年，一位来自东海之滨的富家子弟，他考进了北大政治系预科，成为了李大钊的学生。这位同学热情、奔放，爱唱歌，在南方小县城人的性格里，也属于异类。当他第一次听闻老师引吭高歌《国际歌》的瞬间，他忽然觉得全身热血喷涌，头皮发麻。从那时起，他爱上了“英特纳雄纳尔”，走到哪里唱到哪里。以至于回到宁德，在他的鹏程街故居里，或者就在隔巷的县党部——明伦堂里，他的豪放《国际歌》声，把平时只习惯于轻吟浅唱着古诗词的街坊、学子或百姓们听得一惊一乍。这是一个怎样的热血青年?在鹏程迷宫般的小巷里，他本应该是吟诵着《雨巷》，撑着油纸伞，去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而他却高歌着“英特纳雄纳尔”的旋律，阔步走在这小巷里，歌声过处满是诧异的眼光。
这歌声吸引着我，去古巷里依稀寻着“英特纳雄纳尔”的旋律。我去鹏程老街，正是人间最美四月天。
我儿时的清澈时光就在鹏程街大华路15号，俗称“月爿坪”的黄厝里度过。那天下午的暖阳照射着厝外的青石板路泛着悠光。这是我最喜欢的色调，冷冷地，温暖而又伤怀。我儿时在这留下的气味， 已如空气一样渗透进青苔覆盖的砖墙 ，我来了，它便感应般从青砖的缝隙间跳跃出来，老宅的空气里便到处洋溢着我儿时的气味。
其实，能在鹏程街居住的，在那时的蕉城都是非富即贵。鹏程街的每一栋老宅都透着传奇。与黄厝里门当户对的是蔡厝里上下座。蔡家祖上蔡志谅一支(俗称“家庙蔡”)经营茶叶陶瓷，家财巨万，号称“蔡百万”。在老城前林坪、西门街、北门街、南门观音弄都有他们的大宅。而在大华路的蔡厝里则以观音弄为界，分为上下两座，由蔡百万的8个曾孙平分而住，上座始建光绪七年，由排行一二七八的居住，下座则建于清初(于光绪九年，由蔡氏买进)则由排行三四五六的居住。
在清代、民国时期的蕉城，蔡家是首屈一指的望族。郑氏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蔡氏。郑氏祖上据说是南宋进士、武冈知军郑士懿的后代。世代居住在县城，到清道光时期(1821—1850)分为四房，分别居于南门战场桥、下井堂、学前街、东门外盐仓弄。学前街是郑长璋祖上这一支的主要聚居地。民国二十八年(1939)秋，日军飞机数度轰炸宁德县城，曾有两颗炸弹落在了蕉城一小(一颗未爆炸)，殃及位于一小大门口对面的郑氏祠堂和郑氏大宅，被炸成了一片废墟。而郑长璋的故居位于学前街6号，旧时与文庙红墙相邻。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宁德县供销社购买、拆除，重建成新式砖木结构二层楼房，作为供销社职工宿舍，至今未改。
自清代初期，蔡、郑两家友好往来，联姻不断。同样，鹏程街的黄氏、马氏、陈氏、林氏、薛氏等与蔡家也都有亲戚关系。当时，蕉城的这些大姓与蔡氏联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能在遭遇重大矛盾冲突时可以得到蔡家的支持和帮助。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宁德出了红色三杰：郑长璋、蔡威、黄家祥，他们都出生在蕉城富商家中。1923年，郑长璋娶蔡泽鏛(蔡威)堂姑蔡彩珍为妻，郑长璋成了蔡威的堂姑丈;1926年，黄家祥娶蔡威表妹王灼珍为妻，黄家祥成了蔡威的表妹夫。因此，蔡威、郑长璋、黄家祥彼此成了亲戚。黄家祥后来毕业于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代县任抗日民主政府司政科科长。在日军扫荡时，黄家祥为掩护战友撤离，引爆自身手榴弹，与日寇同归于尽。
福建是最早开展洋务运动的省份。毗邻省城的宁德蕉城，也因为三都澳“福海关”的开设，海上茶叶之路的繁华而富甲一方。一批蕉城富家子弟也启蒙开化，鹏程街几大家族的子弟也不例外，从小就接受了东西方文明的沐浴。
郑长璋，生于1901年，宁德县城关(现蕉城区)人，兄弟五人，他居第二。字仲珊，性格豪放，街坊都取谐音，叫他“东山”。他的父亲是清末“优贡”，由仕及商，家境殷实，在宁德城关开设“通泰米酒铺”，略有家产。1916年，郑长璋被送到上海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读书。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在上海的郑长璋踊跃参加声援游行活动，甚至从郑家在上海开的货栈支取资金作为活动经费。
1921年，郑长璋考入北大政治系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成为李大钊的学生。在导师李大钊的教育引导下，郑长璋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非基大同盟”。1923年，他娶了蔡彩珍为妻，妻子也随之到北京陪读。在这一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全国共产党员仅420多位。
蔡泽鏛比堂姑丈郑长璋小六岁。 1925年，“世界语”中文首度译者——舅父林振翰让蔡泽鏛到上海大学就读。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的授课令性格文静的他享受着西风东进的雨露滋润。1926年6月，蔡泽鏛加入了上海大学中共党组织。
此时北伐正势如破竹。1926年10月10日，由何应钦率领的北伐东路军精锐第一军挥师入闽。12月3日，国民革命军开进福州城接管政权，宣告北洋军阀对福建13年统治的结束。
北伐军在福建之所以能势如破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共福建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配合和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运动的有力支援。中共所做的工作和所起到的作用，奠定了在北伐军和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同时也创造了发展党组织、扩大左派力量的有利条件。为此，中共中央及时调整充实了中共福州地委，派遣一批党员参加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工作，并担任多个部门领导职务。而在外求学的进步学生也纷纷返回家乡，充实进步组织力量。郑长璋与同在北京求学的表弟林国璋、在上海求学的蔡泽鏛，分别由北京、上海党组织派回福建工作。鉴于当时宁德乃至闽东地区共产党组织尚未建立，中共福州地委决定以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名义派遣郑长璋回宁德，以筹备国民党宁德县党部为名，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郑长璋回到宁德后，经过积极筹备，于1926年12月下旬成立了国民党宁德县党部筹备处，郑长璋为筹备处主任兼组织部长，林国璋任委员兼宣传部长，蔡泽鏛为青年股主任。筹备处有14位成员，他们或是亲友，或是同学，志同道合，一起投身国民革命运动。县党部筹备处设在“明伦堂”。“明伦堂”位于鹏程街学前路2号，蕉城一小校园内，即原来宁德县学宫与文庙所在地。学宫位于文庙东面，始建于北宋嘉祐三年(1058)，朝代更替，屡加修饬。学宫坐西北朝东南，占地面积三千多平方米，主体建筑依次为学门、仪门、明伦堂等。这组建筑物在民国期间曾作为政府机构使用，一直完整保存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了“武斗”事件，学宫文庙毁于大火，独有明伦堂保存完好。明伦堂是学宫正殿，为读书、讲学、弘道、研究之所。
国民党宁德县党部筹备处在明伦堂内正中悬挂着孙中山遗像，左右两旁是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上方是“天下为公”横幅大字，下方为正楷缮写《总理遗嘱》全文。两边张贴一副对联：“不为同志便为仇寇，不是革命便是叛逆”。左右墙壁上挂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照片，一派庄严肃穆的气象。
而在福州，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极度恐慌。无论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还是福州市国民党党部筹备处，在领导岗位的大多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蒋介石看了名单心中不是味，急忙电令何应钦再设福建临时政治会议，“为全省最高的权力机关,凡军、民、财三政均由其决议施行”。9天后(1927年1月3日)，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成立，蒋介石自兼主席，由何应钦为代理主席，委员中虽然仍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但实权却已掌握在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了。与此同时，蒋介石改编福建省各路民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从军长、师、旅、团长都是右派分子。这就为4月3日的反革命政变，做好了军事准备。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以“事关叛党乱军”十万火急，通电“所辖各军讯此令照办”也就是这封电报，福州国民党右派奉若神明，连夜行动。福州“四三”反革命政变由此爆发。而郑长璋等却浑然不知。这封电报注定了郑长璋和无数共产党人的命运。
因此，这边厢，郑长璋、蔡泽鏛、林国璋等雷厉风行，组织了各类工会、协会，入会者达上万人，还帮助地方人士创办小学，动员工农子弟去读书，组织球队比赛。甚而，他发现隔壁三伯公家有虐待丫头的情况，也会组织妇女会员上门，对三伯公批评和教育。其中，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大的行动是反对渔霸独占海域，允许渔民自由捕鱼和贩卖，清算县商会贪污公款，迫使商会“座办”(即会计)交出部分赃款。当然，郑长璋的文艺天赋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不仅亲自参与“街头剧”表演和“街头演说”，还在大街小巷、明伦堂教唱国际歌。一时间，“英特纳雄纳尔”的激昂旋律经常在蕉城上空回荡。蕉城，也因此成了福建省最早传唱《国际歌》的县域。
那边厢，福州省会国民党左、右派系的激烈斗争也延烧到县城。郑长璋的热情似火与“激进”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关注。宁德县地主和土豪劣绅觉得郑长璋等人动了他们的蛋糕，对之恨之入骨，他们派李奋等人到福州，向省党部右派头目林寿昌告状，指控郑长璋是个“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赤色分子”，而林寿昌便指使李奋等人回宁德县成立县“拥蒋护党”大会，向县党部夺权。
福州“四三”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福州地委的马式材同志即去电郑长璋，告知形势的严峻，要严防右派夺权。郑长璋似乎感觉到了危机四伏。那几天，在家里，他会时不时地抱着襁褓中的女儿亲热。有一次，他和女儿说：“女儿呀，假如我为革命牺牲了，你能为我报仇吗?”妻子问他：“既然处境如此险恶，你干这做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人生总会碰到危险，比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谈话，说不定楼板一下子塌下来，我们都得死去，何况我们干的是革命事业呢!”
鉴于形势日趋严峻，郑长璋立即派蔡泽鏛、林国璋赶赴福州，向马式材同志汇报情况。但 “四·三”反革命政变后，马式材同志已经转移。蔡泽鏛、林国璋不了解这一情况，一到省党部就被捕入狱。郑长璋闻讯，赶往福州，设法营救。
1927年4月22日凌晨4时，也就是他离开宁德的第二天，李奋、陈国辉等人率百余人，突然袭击位于明伦堂的县党部，县党部落入“拥蒋”的反动集团手中。与此同时，李奋还派陈启昭等人一路跟踪郑长璋到福州，并向国民党右派举报郑长璋的行踪。就在当天，郑长璋在榕城嘉滨菜馆被捕，先被送省“拥蒋护党”大会处，后被转至位于鼓楼的福州警察局扣留所二号牢房关押。
在狱中，郑长璋热情洋溢，忠诚信仰和无惧牺牲的性格再次展现。据当时中共福州地委工运负责人王劲国(王永椿)回忆：“我于1927年农历三月十九日中午被捕，寄禁于福州警察局扣留所。过了两天，我们的牢房就关进了郑长璋和陈某某两同志。郑一进牢，就同难友们大谈共产主义和‘三大政策’，并说‘三大政策’是孙中山总理亲自制定的，是国民党右派破坏了‘三大政策’。”
郑长璋还向狱友教唱《国际歌》。此时，已是一片肃杀的福州警察局拘留所，忽然传出了“英特纳雄纳尔”的雄壮歌声，这对那些狱警来说，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他们的表情是惊诧的。而对那些狱友来说，正在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彷徨中听到这样无所畏惧的歌声，那无疑是一种信仰力量的传导，他们的表情也会由此而坚定起来。
仅仅过了6天。1927年4月27日的深夜，有些清凉。鼓楼拘留所里，那脚链拖地的声音，清脆而又沉重。郑长璋和其他六位战友知道，那是死亡之神召唤的声音。从鼓楼到鸡角弄路上，沿路只有囚车马达的轰鸣声，偶有的喇叭声咽，在微明的天空和寂静的长巷里显得格外地刺耳。忽然，一声的嘶吼歌声从囚车里迸发出来，那歌声搅乱了黎明的寂静，路两旁的民房都纷纷打开窗户，听着这闻所未闻的旋律，目送着这支行刑的车队驶向鸡角弄……
那时，福州人不知道那首歌的曲名，后来才知道，它叫《国际歌》。
而还未暴露身份的蔡泽鏛、林国璋在狱中度过了四个月时间，经家人不惜巨资多方营救，才告别铁窗悄然回宁。为防再遭不测，遵照丈夫的遗嘱，母亲要蔡泽鏛立即动身前往上海，跟着舅舅林振翰继续学业。也就在这时，蔡泽鏛才知道妻子怀孕了。但无论如何念念在兹，蔡泽鏛毅然踏上了一条再也不能回头的信仰之路，直至1936年9月22日，因为身患重伤寒症，不幸逝世，葬在了甘肃省定西市岷县维新乡卓坪村一个叫阿婆湾的黄土地上。那年，蔡威年仅29岁。对于家里人来说，蔡泽鏛此去生死两茫茫，更不知道他改名为蔡威。而就是这位蔡威，在无线电技侦邻域，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突出性的贡献。
(三)
蕉城史上联姻的郑、蔡两家，在“英特耐雄纳尔”的歌声中，焠炼出红色双雄，却又在历史的烟波浩渺中，重演着亲人在弥留之际，叮嘱后代寻觅英雄的感人一幕。
1974年，蔡威的孩子蔡作祥，已是47岁了，却得了晚期胃癌。他叫人推着板车到父母的墓前，重修了父母的合葬墓。
蔡威孙子蔡述波后来回忆，当奶奶的遗骸经历了20年的等待终于入土为安的的时候，爷爷的墓穴依然空着……临终前，父亲叮嘱我们：“你们不能忘记祖父，要继续寻找，找到祖父，一定要把他跟祖母葬在一起……”
而在上海市昌平路868号1103室，住着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她就是郑长璋同志唯一的女儿——郑启如。从宁德蕉城到上海，这是如何跨越南北时空的轨迹呢?
就在蔡氏家人开始寻找蔡泽鏛的同时，郑长璋的妻子蔡彩珍也开始了解开丈夫身份之谜的漫漫征途。
为了让革命烈士的血脉得以延续，蔡彩珍抱着六个月大的女儿躲在母亲家中，才逃过了国民党右派的追杀。女儿郑启如从六岁开始，就被她送到教会女子小学、中学、华南女子大学学习。她只希望女儿能够安心读书，免受国民党反动派伤害。
女儿郑启如后来回忆说，从小，母亲把我当作命根子，因为还是国民党统治，为保护我，都不敢告诉我父亲的事情。那一年，我要到福州陶淑女子中学念书。母亲可能觉得，我突然间要离开她，去我父亲牺牲的地方念书，便流着眼泪对我说，你父亲是好人，做的是好事，被坏人杀害在福州了。我再问父亲的详情，母亲已泣不成声，我也哭了。从此，便不敢再向母亲问父亲牺牲的情况。
1946年，郑启如从陶淑女中毕业，考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母亲把郑启如叫到身边说，你出生5个月了父亲才见到你，他是从北京大学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宁德闹革命的。牺牲前，他把你原先的名字“秀莺”改成“启如”。说这是取自一首古诗“启蒙导愚，如旭而辉”，意思是，将来你长大了，一定要当一名教师，对共产党是有用的。他见你一个月后，就牺牲了。说着说着，蔡彩珍已是泪流满面。
1950年，解放了，蔡彩珍终于把憋在肚子里23年的秘密与悲痛——丈夫牺牲的详细经过告诉了女儿。
郑启如大学毕业后先到东北的沈阳、抚顺等地工作，最后遵从了父亲的遗愿，在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任教到退休，历任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彩珍一路跟随女儿，辗转各地，一直守寡至终。
1978年的一天，郑启如一家正在欣喜地筹备母亲76岁寿辰。母亲却突然患脑溢血被紧急送进了医院。弥留之际，蔡彩珍把郑启如叫到床前，断断续续地和女儿说：“你真不孝，你父亲牺牲了半个世纪多……新中国解放了近30年，文革已经结束……你怎么不去寻找你父亲的历史?你父亲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不应该被人遗忘!”
1980年春节，郑启如带着母亲的骨灰，踏上了回乡寻根之旅。
郑启如回乡后，首先让母亲与父亲合葬于蕉城区漳湾镇小塘村与官井村交界的后山上。然后，郑启如又赶往福州，到省委党史研究室、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处查找档案，探访曾经与父亲有关联的革命前辈，一路奔走、一路追寻。当时的地方党史工作者叶明祥回忆，1981年，郑启如找到我，要求为她父亲落实烈士身份。我正好从一份题为《谈闽东革命开始时间问题》的资料中得知了郑长璋烈士的牺牲情况。这份资料是曾任中共福州地委党团组织部长陈应中在1958年写的。我就把相关情况告诉了她——
1926年冬，郑长璋携带北京党组织的党员介绍信南下福建，向时任中共福州地委党团组织部长陈应中报到。鉴于当时闽东一带党的活动还是一个空白点，组织上决定派他回宁德开展党的工作。同时，为方便工作起见，经与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有关方面(中共党员)商量，决定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委任他为国民党宁德县党部筹备处主任委员职务，回县筹备建立国民党宁德县党部，以此为名，开展党的工作。
郑长璋研究会会长郑贻雄也回忆说，1980年，郑启如找到1927年与郑长璋同个牢狱的难友，时任中共福州地委工运部部长王永椿，进一步了解了郑长璋在狱中的表现。
2008年5月，地方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到北大调查郑长璋同志的革命事迹，确定郑长璋是北京大学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是李大钊的学生、同志和战友，是宁德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是李大钊同志“天火”在福建闽东的直接传播者和实践者。
1981年12月，国家民政部追认郑长璋为革命烈士，他的名字与钱壮飞等一批烈士被镌刻在北京大学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而蔡威呢?早在1973年，蔡泽鏛的孙子蔡述道、蔡述波也已开始了寻找爷爷的漫漫长路。之后，地方党史办同志叶明祥、陈国秋等也加入了这三十多年寻觅的时光之旅。而蔡威的那些生死相随的战友更是义无反顾的投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旷世寻觅。直至1985年11月4日，福建省政府正式追认蔡威为革命烈士。1986年7月21日，徐向前元帅为纪念蔡威烈士牺牲50周年，挥笔题词“无名英雄蔡威”。
蕉城的鹏程老街的主干道叫大华路，有400米长。由北往南走，尽头转角右拐，便是学前路。遇52号陈氏家族故居门前，见有“晦翁”朱熹题刻的青石匾上的“诗礼传家”四个大字。就在这座古宅旁，也就是学前路51号，是民国时期的育婴堂遗址，民间称为“鹏程境养育堂”。2019年，蕉城区委区政府将此改扩建为“郑长璋事迹展陈馆”。
那天清晨，我去的时候，阳光晴朗地照着古砖墙，透着时光的质感。这是一座二层木质结构的展厅，黛瓦白墙。走进展陈馆的正厅，仰望着郑长璋先烈的塑像——这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开拓者，椭圆形的长脸，俨然帅哥一枚。展馆里足足透着杉木板的清香，扑鼻而来，我想这正是青春的气息。因着这种气息，就在这逶迤的古巷里，一个青春的背影，在引吭高歌着“英特耐雄纳尔”的旋律，突然满盈了我的脑海，那歌声在迷宫般地古巷里穿越、缭绕不绝。我想，那歌声是对永远的26岁青春的祭奠，也是对他们为之慨然赴死的理想的歌唱。在这歌声里，他蓦然回首，粲然一笑——中国已然变成了他梦想中的中国。
2022年1月初，郑启如女士去世。膝下有一女一男。女，黄华。男，黄中。 □ 郑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