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满江红》正在热播，影片一经上演，争议日多，有人说这部影片是“赢了票房却输了口碑”，很多场景的处理与历史不符。个人认为影片也好，还是其他娱乐节目也好，就像郭德纲批判姜昆的那样，纯粹“就应该逗乐老百姓”，别太认真看待，观众觉得可乐就行。如果张艺谋文化修养或者历史水平有那么高的话，电影海报上就不至于出现那么多文字错误了!

南宋以后，有关于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广为传布，民间也开始传唱他的故事。如元杂剧《地藏王征东窗事记》，明代传奇小说《精忠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清初钱彩《说岳全传》等等，早已深入人心，普通百姓宁可津津乐道于岳飞是“大鹏鸟”转世，秦桧老婆王氏是“蝙蝠精”转世，以及“泥马渡康王”，也不相信真实的历史考证。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影片中的“历史”不见得有几个人会当真，只要不亵渎民族英雄，能给自己带来欢乐又何尝不好呢?

闲话扯远了，让我们回归主题，今要讲到的这位主人公郑昌龄是宁德本土人士，字梦锡，九都福首(今八都镇福口村)人，出身于高干家庭。他的父亲郑楫是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官至两浙西路提举学事，相当于现在的浙江省教委主任，正厅级。他的叔祖郑崇，伯父郑南、郑鬲都是进士出身，也都担任过副省级以上干部，据说郑南还被宋徽宗招为驸马。

郑昌龄凭借着良好的基因天赋，在北宋宣和三年(1121)高中进士，后来官居宰相的范宗尹、陈康伯，以及理学家胡寅、学者计有功，也都在这一科。

这一年，根据明人谢肇淛《长溪琐语》的说法，郑昌龄年方“弱冠”，最多也就二十出头。当时秦桧三十二岁，比郑昌龄早两届登科，这时候正担任太学的正九品小官(学正);岳飞，才十九岁，还是一个新兵。

按照朝廷惯例，郑昌龄考中进士，就会被授予八九品的小官职。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四年，也就是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国分兵两路，大举攻宋，宋徽宗吓得把皇位传给了太子赵桓，是为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渡过黄河，围京师。二月，钦宗以李纲为东京留守，召集勤王军二十余万，金兵不敌，遂议和，退师。

到了次年二月，由于形势转变，金兵趁势南下，徽宗、钦宗父子被掳，一同被掳走的后妃、太子、宗戚等三千余人，官吏、内人、内侍等，超过至少十万人，据说连糖栗子的小贩都不能幸免，这就是众人皆知的“靖康之变”。

郑昌龄由于官卑职小(担任“教官”)，幸免于难。

建炎三年(1129)闰八月，南宋最擅于长跑的皇帝赵构经过颠沛流离，在杭州暂时站稳了脚跟，并以此作为“行在”(天子所在)，升为临安府。

这一时期，朝廷授予郑昌龄的职务是左宣教郎。宣教郎也就是宣德郎(徽宗在位时期，以职务与宣德门相犯，下诏改之)，属于从八品的寄禄官(有官名有待遇，但没有实际职事)。绍兴元年(1140)十二月，才开始分设左右，郑昌龄应该是赶上了前几批(授职)。

绍兴十年(1140)十一月(一说九月)，郑昌龄被正式任命为太府寺主簿。“太府寺主簿”，在高宗在位初期曾经被废，这一年正月二十九刚刚复置，而郑昌龄属于第一任。太府寺(以往称为“大司农”，到明代并入工部)是朝廷管理国家财政的部门，职事如库藏、出纳、商税、市场、平准、店宅之事，主簿则是掌管这一衙门的文书簿册，算是好差事。

秦桧自绍兴八年(1138)三月二次拜相之后，备受赵构依赖，独揽朝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秦桧一方面排挤朝中与自己议论不合的大臣，另一方面则大力培养自己的党羽。郑昌龄当时以才学得到同僚的器重，他的两位伯父郑鬲、郑南又在地方上担任要职，于是秦桧就找了一位与郑昌龄相识的李姓门客前往招致，并承诺只要郑昌龄愿意“入伙”，就可以得到“美官”，也就是肥缺。

郑昌龄为人耿介，史书记载他“不苟合”，得到秦桧来信，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这几年的朝政大事，郑昌龄是心知肚明(当然皇帝是不能骂的)，秦桧主张屈己议和，使南宋蒙受奇耻大辱，馆职吏员也上书反对议和，各地军民都义愤填膺，自己的同年范宗尹、李柽、陈最等人受到排挤……如此种种，郑昌龄怎么可能答应呢?虽然秦太师的“长脚”要踩死自己，比踩死一只蚂蚁更容易，但宁可掉脑袋，也不能丢失了读书人的气节。当下题了一首绝句，作为回应：

先生傲睨醉觞傍，不免蹉跎入醉乡。

来书恐是梦中语，使我大笑讥荒唐。

自己做的竟是一件天大的“荒唐”事，秦桧想到这里，又气又恼，但是一时找不到排挤郑昌龄的把柄，也只好做罢。

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担任广东转运使的郑鬲，与安抚使赵不弃举荐了名士高登，秦桧素来就忌恨高登、陈东这些耿直敢言的太学生，郑鬲又与“眼中钉”郑昌龄骨肉至亲，于是就借机加以处分，高登被除去名籍，流放容州(今属广西)，郑、赵二人“坐镌一官”(降职一级，见元脱脱《宋史》列传卷一百五十八《高登传》)。

郑昌龄再清正，终究还是逃不了秦太师的排挤，正当他准备去新岗位报到的时候，就被调离出京，回到家乡福建，担任地方安抚使司主管机宜文字，相当于福建省政府机要秘书。正当壮年的小郑同志，再也得不到升迁的机会，没过几年就给他加了个正六品承议郎的虚衔，提前回家领退休金去了。

郑昌龄虽然没有成为秦桧的门客，但他却成为了另外一位朝廷大员李纲的门人。

在李纲的弟子中，若论排名，郑昌龄应该是他数第二就没有第一的那种。

绍兴元年(1131)二月，罢官家居的李纲被宋高宗再度起用，授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潭州(今长沙)知州，郑昌龄被委派为干办公事，也就是机要秘书，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绍兴二年(1132)九月，郑昌龄还受李纲委派，前往祭祀南岳之神(见李纲《梁溪集》卷一百六十四)。

绍兴九年(1139)正月，宋金议和，高宗欲再起李纲，力辞不受。仅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之衔居于福州，郑昌龄与老师就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

绍兴十年(1140)正月，李纲病逝，享年五十八岁。对于这位被后来史学家媲美于诸葛武侯的“社稷之臣”，郑昌龄有挽诗悼念(见《梁溪集》卷二十，清厉鹗《宋诗纪事》卷四十六)：

炎图第一相萧公，王谢风流愧下风。

力正君臣先伪楚，不将金锦问和戎。

输忠自昔忘夷险，注意如今见始终。

驻马佳城天莫问，寒空惨淡没孤鸿。

在诗中，郑昌龄对老师的病逝无比悲痛，同时又感叹自身与姜伯约一样报国无门。

与大宋举国绝大部分的正常人一样，郑昌龄的心中烙下了“靖康耻”的伤疤，都把希望寄托在“岳爷爷”这帮人身上，盼能“迎回二圣”，在他早期一首寄给李纲的诗作中，就充满着这种强烈渴望：“中兴真主须真相，未雪双銮耻未休。”

可惜，赵构不是理想的“中兴真主”，李纲死后还不到一年，岳飞父子就被毒死于临安风波亭，“雪双銮耻”从此化为泡影。

报国无门，壮志难酬，郑昌龄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他一生为人处事还是对得起老师的。就在李纲死后不久，郑昌龄还为老师编纂了第一本年谱《梁溪先生年谱》，留存至今，编入《无锡文库》第三辑。

故事说完了，我也重温了这段历史，就有了观看《满江红》的冲动。听说有人观看后激动不已，使我也有些担忧，不是担心自己如岳飞“壮怀激烈”，而是如同郑昌龄“大笑讥荒唐”!　　□ 陈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