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宁德县主簿任上，曾往支提寺，留诗一首，后来有人将其名为《雍熙寺与僧夜话》，诗曰：

高名每惯习凿齿，巨眼忽逢支道林。

共夜不知红烛短，对床空叹白云深。

满前钟鼓何曾忍，匝地毫光不用寻。

欲识天冠真面目，鸟啼猿啸总知音。

这首诗不曾收于陆游的《剑南诗稿》，诗中又咏叹了东晋时活动于江南的习凿齿和支道林两位文学家、佛学家，因此有人认为这首诗是陆游在绍兴写的。

宋雍熙年间(984—987)，绍兴云门寺和宁德支提寺，均曾名为雍熙寺。进而有人还认为，这首诗或者是早年间福建文人、宁德文人的失误，乃至附会风雅。对于地方文化来说，这涉及了本乡本地的一个品牌，是一桩大事。

批评者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大诗人李白的一首诗，在清朝乾隆年间郑方坤的《全闽诗话》(其注明引自明代何乔远的《闽书》)中，记在霍童山名下，清乾隆《宁德县志》卷八《人物志》中记录了这首诗。

清县志记载，“李太白，尝访司马承贞于霍童之香炉峰。时承贞修炼于山中，谓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诗曰：

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

沉怀丹壑志，冲霄归寂寞。

朅来游荒闽，扪步涉禹凿。

夤缘泛湖海，偃蹇陟壑霍。

这首诗，李白作于何地?李白是否到过霍童?早年间，对于宁德的文人来说，是难以确定的。毕竟，一些史籍记载与李白有交往的道士司马承祯到过霍童，李白也写过近邻浙江天姥山的名篇。以前，特别是古代社会，本地方的一个读书人要遍翻李白所有流传的诗很不容易，要考证李白是否到过霍童也很难。然而今天科技发展，用网络搜索，一查便知，此诗其实是李白的《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全诗不仅有这里的四句，还有“凭雷蹑天窗，弄影憩霞阁”等另外十句。现在这可以说是一桩明白的事情了。

今天，闽东部分文人还考证李白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描写福鼎太姥山，甚至有人还以此认为李白到过闽东，到过太姥山。这首诗是李白的不朽名作之一，如果能确证写太姥山，自然是地方文化的荣耀，但是，这样的观点并未成为共识，也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

尽管这种失误确实存在，但陆游的《雍熙寺与僧夜话》写于宁德县支提寺却没有疑问。

林校生先生在早期政协文史资料中曾发表专文介绍陆游在宁德的诗作，他介绍这首诗时指出，陆游在宁德县任主簿时写过诗共五首。但有些诗并未见收录在其晚年的诗集中，这可能与诗人自述的当年收诗时“十不及一二”和淘汰“少作”有关。绍熙元年(1190)，陆游在其《诗稿跋》中写：“此予丙戍前诗二十之一也。及在严州，再编又去十之九。”因此此诗未曾收入大诗人晚年诗集是正常的。

诗中提及“匝地毫光”和“天冠”，是支提山特有的现象与宗教名称，这是其他寺院没有的事物。诗中还描绘了“白云深”“鸟啼猿啸”等意境，这与当年深山之中的支提寺甚为相合，但与绍兴云门寺(雍熙院)坐落于山麓峡谷的环境，颇有不同。

清初成书的《宁德支提寺图志》抄录了“陆务观笔记”中一桩见闻，“福州大支提山，有吴越王钱俶紫袍一领，寺僧升椅上，举其领，而袍犹拂地，两肩有汗迹。”经查，《老学庵笔记》卷五确实记载这段话，只有两三字不同。陆游在记述利州武后画像及五代十国蜀国后妃祠堂高大“修伟”“绝与今人不类”之后，写下这段话，告诉读者钱王身材之“修伟”。支提寺始创于钱王，称为“大支提寺”，当是有别于此前更早的小支提寺(今存)。这个记录，表明陆游确实到过支提寺。

描写霍童支提山的诗句很多。清初崔嵸编的《宁德支提寺图志》中记载了190多个作者的200多首诗。这其中有宋代状元余复和阮登炳、南宋道教宗师白玉蟾、明代宰相叶向高、明朝尚书林聪等几十位当地及外地的诗人学者，而陆游咏支提寺的诗，无疑是宁德的文化史上极重要的“地标”。 古典文学专家钱仲联教授的《剑南诗稿校注》认为，这首诗最早见于明朝万历王应山《闽都记》卷三三《郡东北福宁胜迹》，虽然此距陆游的时代已过去三四百年，但是王应山是著名学者，他认为陆游这首诗写于宁德霍童支提寺，应当是可信的，确凿的。　　□ 甘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