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上午

九点半，我们一行离开万源市前往通江县。在万源与通江交界有一段20多公里的路，犹如机耕道，坑坑洼洼，泥泞路滑，此段路走了一个多钟头。由于行程时间耽误，我们就在两县交界处的一家路边店用餐。可能是疲劳饥饿的原因吧，一碗黄甲鱼豆腐汤十分可口鲜美，让我们疲劳顿消。

途中有个小插曲让我忙乱了好一阵子，由万源市发往通江县的传真号报错了，成了发往中江县，我们与通江县电话(信号时好时差)联系时，得知他们未收到传真件。于是重新沟通，得知通江县政府办传真号，电告蕉城区，再由蕉城区发传真到通江县。这样来回一折腾，通江县于13日上午下班时收到我们的传真件。

下午两点半上班时，我们与通江县政府办联系上。由于传真上出了差错，险些打乱了我们的行程，但好在补救及时，通江县仍能安排得有序。三点半，与通江县党史办、县志办接上头，安排好第二天行程和座谈会后，便参观了位于县城中心的红军广场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纪念馆全面反映了红四方面军1932年10月入川，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创建了中国当时第二大苏区的艰难历程，详细描述了红四方面军从入川的15000人壮大到80000多人的光辉战绩。令人惊讶的是，这块人口500万，面积 42000平方公里的苏区，居然党政军的机构健全，各项工作规范开展，整个苏维埃政权模式的翻版。

纪念馆把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作为重点，但在文字叙述上没有提到任何的无线电破译方面的内容。讲解员在讲到反“三路围攻”关键的空山坝战役时，说徐向前总指挥下决心诱敌深入，打歼灭战时，我问道，这场关键战役张国焘、陈昌浩他们的态度呢?讲解员反应很快，马上回答说军事行动主要由徐向前总指挥下命令。

显然，下决心和下命令是两个概念。须知，张国焘是中央派驻红四方面军代表，同时也是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徐向前是副主席，红四方面军的重大军事行动应是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三人一起下决心，由徐向前执行的。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想“火力侦察”地方党史工作者对展馆“背后”的故事是否了解?掌握了多少背景资料?对于一场战役而言，下决心打是战略层面，是决策层面，而下命令是执行层面。我的真实意图是想了解，反“三路围攻”关键战斗空山坝的决策依据，也就是徐向前总指挥是如何下决心在空山坝地区“诱敌深入打歼灭战”的?显然，讲解员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也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背景资料。因为正是在反“三路围攻”的关键时刻，蔡威他们第一次完整地破译了“三路围攻”总指挥田颂尧的密码“通密”，从而准确地掌握到空山坝战斗敌方的意图和兵力部署情况，所以徐向前才下命令“诱敌深入打歼灭战”。自然，徐向前总指挥下命令之前的决策，是与张国焘、陈昌浩商议过的，根据准确的情报作出部署的。当然，我也要表扬这位讲解员的反应灵敏，同时也是实话实说，谁能知道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呢。

纪念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建成的，难免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最显眼位置，立有一尊2米多高的徐向前总指挥铜像，这固然没错，但作为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在纪念馆中的痕迹十分模糊，连陈昌浩这位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和红四方面军政委的形象也是模糊不清，陈昌浩在西北军委的位子是排在徐向前之前的。馆中在军首长一级中突出了李先念，也许是时任国家主席的原因吧!比如说空山坝的战斗遗址纪念碑就是李先念题写的。

在川陕苏区时期，无论是党史还是军史，对这个苏区的评价都极高，对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的“三驾马车”是持肯定态度的。历史就是历史，这个纪念馆何时还原张国焘、陈昌浩的历史面目呢?

同样的问题，这个纪念馆何时能补上蔡威他们无线电技侦这一特殊工作领域的重大贡献?

5月14日

上午在纪念馆内召开党史办、县志办、纪念馆及老党史、知情者的座谈会。

纪念馆老馆长徐世伦回忆建馆前征集资料和进京走访老同志的情况，对蔡威的事迹有一定的了解，谈到了红四方面军电台入川的驻地，重点介绍了通江城北的杜家坪电台驻地遗址，现在还保留原貌。当地老同志和党史工作者分析说，蔡威所领导的电台，是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直属机构，驻地也应是近距离，破译的最新情报能在最短的时间让总部领导知道。

这应该成为一个共识，也是常理。我查阅了大量的无线电技侦方面的老同志回忆资料和有关专著，无线电技侦的电台驻地几乎都与相应部队的最高指挥机关近距离的设置，这从情报的快速、安全角度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座谈会上，席凯副馆长说了总指挥部机要室和电台电报的工作程序，电台的电报或破译成果送机要室，或直接送徐向前，一般电报多送机要室，重要电报直送徐向前总指挥。徐向前根据电报情况决定是否抄报张国焘和陈昌浩。张国焘和西北军委的驻地就在总指挥部后面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徐深吉中将当年就在机要室工作，任总指挥部参谋。

这个细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血战万源》电视连续剧里有体现，由于高度保密的纪律，所以蔡威的破译成果仅限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和总指挥部的内部少数人员知道。徐深吉中将就是这部电视剧的顾问，所以关于电台电报破译成果应用的流程在电视剧里演绎得很专业。

座谈会上，我们提到蔡威常穿西装出现在有关会议上，席凯说当时军队穿军装，川陕省委、苏维埃省政府的领导穿便服，对蔡威穿西装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但在通江县召开了多场大规模的会议，如中共川陕省委第一、二、三次党代会，川陕苏维埃一、二、三次代表大会，蔡威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又是无线电技侦战线上的代表人物，参加党代会是顺理成章的事。再比如，反“六路围攻”胜利后，在通江召开庆功表彰大会，蔡威作为特殊的有功之臣获得300银元的奖励。还有，多次的团以上红军干部军事会议，作为无线电技侦专家，从工作上的需要，蔡威是必定参加无疑的。在这些会议上蔡威的着装是一种风格。多年后，无线电技侦的老同志多有回忆。我们委托当地的史料研究者帮助查找一下中共川陕党代会和川陕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参会名单，看看是否有蔡威?

通江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也是川陕苏区的首府核心部位，这里就像红色王国，红色赤都，在小小的通江县红军最多时有40000多，张国焘经常饭后只带一名警卫员到附近散步，还到老百姓家拉家常，而且学会了一口通江话，态度和蔼可亲，说话极具鼓动性。当地众多老百姓多有同感和回忆。在万源，我们也听到这方面的情况，这与我们所看到的史料中对张国焘的性格描写反差极大。

张国焘与蔡威的感情非同寻常，在通江近两年半的时间，张国焘在回忆里有整段的话提到蔡威，说他极尽了红军的耳目之作用，是红军的“千里眼”。蔡威是红军的“宝贝”，红四方面军的高层领导陈昌浩、徐向前对他的厚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上午十一时，通江县政府派车将我们送到县城附近的毛浴镇。

毛浴镇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面貌，是中共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蔡威入川的第一站就是毛浴镇，还在这里办了一期无线电培训班。

在毛浴镇后山腰上，我们看到了一座寺庙，毛浴镇的书记、镇长告诉我们，这寺庙边上有一座列宁小学，红军入川的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就在列宁小学里办的。

毛浴镇是通江的小码头，在宕江的左岸，红军年代的繁荣超过了现在，这里留有众多革命遗址，尤为突出显眼的是红色标语。

同行的席凯说，在通江、在毛浴镇，哪座房子红军没有住过?哪条路红军没有走过?没到过这里还真难想象，身临其境就有感受了，这是一座红色赤都，红军年代的奇迹!

5月14日下午

三点半，通江县招待所房间。我站在窗前，脑海里过滤着掠影通江的场景，让我意犹未尽。匆匆忙忙的考察，在心中留下太多的疑问，难道蔡威无线电技侦的踪影无从寻找?我似乎感到近在眼前的东西发现不了，仿佛隔着一层纸，抓不住，找不到……

正当心中犯嘀咕的时候，通江县的党史同行送来了《通江苏维埃志》，并说这是通江最权威的党史资料，希望能有我们想找的线索。我如获至宝，急忙打开阅读，从中去寻找心中渴望的答案。

一整个下午，我埋头阅读志书，“志海钩沉”，终于在《通江苏维埃志》“电报”专章中，找到了我要找的珍贵资料：

“红四方面军入川时，从豫鄂皖根据地带来两部电台，第一台有宋侃夫，王子纲;第二台有蔡威。两部电台一起初驻毛浴镇后驻通江城北杜家坪。”

志书中附了如下资料来源：

王子纲(中顾委委员、国家邮电部部长)回忆说：“1932年10月中旬撤出鄂豫皖，经过长途行军，到12月20日才到达川北通江，我们住在毛浴镇，两个台住在一起(分成两个班子)。这时又开始抄新闻了，在那个地方，中央社的新闻白天抄不到，要从晚上八点开始，一直抄到早上四点。同中央苏区也是每天晚上只联络一次。我们是上午休息，下午也没有什么事干，就用收信机随便收听，就这样发现国民党田颂尧、邓锡侯的电台。就从电台上知道了敌人的行踪情况，于是侦察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成立了电务处，电台扩大为三个台。游正刚(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少将)回忆说：“我们电台在毛浴镇休整时，根据总部指示，成立了方面军电务处，宋侃夫任处长，管理电台、机务、机要。电台由一个台扩大为三个台：一台台长王子纲;二台台长蔡威;三台台长宋侃夫兼。”

马文波(国家外交部副部长、总参某部副部长、少将)回忆说：“1933年冬至1934年秋……二台、三台的工作情况更为紧张(一、三台常在一起)。这两部电台分别配属于军事委员会和方面军总指挥部，一驻前方，一驻后方，都担负着三重工作任务，即通信联络、内部机密电报的翻译和侦破敌军的密电。所配业务人员却很少，二台除蔡威台长外，只有冯志禄、徐定选、陈福初等几名助手。宋侃夫所率之三台，也只有王子纲和我共3人，承担着与中央军委电台、方面军总部电台(即二台)的通信联络，内部来往密报的收发翻译上报，以及对敌军数十部师旅以上电台进行严密的侦控等任务，每天工作时间都在十六小时以上。1933年10月，敌军出动了20余万人，分兵六路向我根据地进攻。为了保障我军反‘围剿’作战取得胜利，我们3个人架起5部收报机，除保障我军通信联络外，主要力量都用在侦控敌军电台上。每天抄收敌台电报200余份，并择其重要密报译出上报(如作战计划、行动命令等)，使我统率机关对敌军的行动了如指掌，有利于选择战机，使用兵力，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终于保障了我军反“围攻”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

志书中对电台的地址做了具体的描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台，设在通江城北炮台山上杜家坪四合院内。这里原为地主杜全集的住宅。电台安在正房，左转角房后有一井，井旁曾由红军用石条砌成能容数十人的防空掩体。”

1933年秋末冬初，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城北炮台山杜家坪开办了自鄂豫皖以来的第三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共有学员17人。第三期尚未毕业，于次年4至5月间在通江城、毛浴镇、九子坡等地又开办了第四期训练班，共有学员30多人。

耿锡祥(第四机械工业部政治部主任、少将)回忆说：“我们入川以后，感到最困难的是电池、油料和充电机的动力等问题，想了许多办法，才逐步地解决了。收信机的电池没有电了，短时间又买不到，参谋部下了指示，把机关、部队零散的小电池集中起来，焊接成 B 电(45伏)，维持工作。没有汽油就用煤油代替，没有机油就用植物油或动物油代替。用了这些代用品以后，机器运转很不稳定，工作不够顺畅。为了掌握它的规律，我就仔细察看机械运转速度快慢、燃烧时喷烟的浓度大小、开机时的易难程度和发出的声音是否平稳等，通过不断地摸索试验，终于掌握了使用油料的标准、要求和数量，使机器运转正常。”

那么上述资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通江苏维埃志》中记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县境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红四方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在政权建设、组织建设、武装斗争、宣传活动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和积累了大批革命历史档案。红四方面军撤离县境后，不少档案资料散失在群众手中。民国后期，这部分档案资料遭到严重损失。建国后，县政府从保存有革命历史档案的机关接收，向收藏有革命历史档案的个人征集，与图书、历史研究、文物管理部门、大专院校协商交换、复制，并组织力量撰写回忆录、传记以补充档案资料之不足。1951年9月，中央访问团到县，组织大批力量深入农村，收集有关政策法令、宣言、传单、报刊、笔记等珍贵档案资料300余件。1957~1961年，县委办公室三次发出关于收集革命历史档案的通知，并组织县、区、社干部深入农村，召集老红军和当年苏维埃地方政府的干部、红军烈属座谈、回忆，提供线索，逐人逐户查找，收集有关文件101件，均由县档案馆接收保存。”

一个县居然编撰了一本红色苏维埃志书，这是罕见的事，这个疑问也在《通江苏维埃志》前言中解密，原来，“通江已被列入全国首批重点红色旅游县之一。其中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红云崖刻标语‘赤化全川’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上的经典景区。”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把通江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联系点。因为红色资源的厚重，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一个县编撰红色苏维埃志书的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川陕苏区的万源、通江，我们都注意到，各种的纪念馆都没有无线电技侦的机构人员和名单，但是在苏区人民的心中都深深地记忆着无线电情报的丰功伟绩。

蔡威虽然在各种纪念馆里榜上无名，但他的事迹仍在川陕苏区一定范围里传颂着。5月15日，经重庆乘飞机到长乐机场后，回宁德蕉城。

后记

最近在翻箱倒柜整理蔡威烈士的资料，无意间翻出了一份写于2009年5月18日的川陕苏区之行散记的材料。这是一篇十多年前的文章，从时间上看应是在川陕苏区期间的日记，写下了当天采访的所见、所思、所感，文章形成于采访回来后的第三天，现在看起来确有返璞归真之感。为保存文章原貌，我到资料室找到《万源市志》《通江县志》《通江苏维埃志》，只简要补充介绍了两地的相关情况，便形成此文。　　□陈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