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秋 何炜
《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200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写道：“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有一位电讯专家叫蔡威，居然破译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电报密码。从电讯侦知：中央红军已经剩下不到3万，而且陷入四面围剿之中，在黔、滇山区飘忽，方向不定。”这段文字表述的内容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剩下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一带陷入近40万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也就是闻名于世的“四渡赤水”之前中央红军被动情形。那么远在千里之外的红四方军电讯专家蔡威是如何侦破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密码获取情报？当年的电报原文还能找到吗？
我们研究“电讯专家蔡威”，重点是研究他的破译能力，破译成果及其应用。这方面的研究自然要依照保密法的规定执行。我们在从事蔡威研究工作过程中，始终严格按照军方的要求：“密码破译的艰辛程度可以写，密码破译的成果及其应用可以写”的大原则去执行，然而破译的成果及其应用离不开电文的。因此查找、收集电文成了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
● 一是档案
通过查阅档案资料查找电文，无疑是最直接最方便的办法。这种方法看似简单，但对电文而言却是太难了，军方一位军史专家曾告诉我们，战争年代的电文，由于保密的要求，处理方式通常是用一根火柴烧了，就像影视作品里的镜头一样，阅后就处理了，将内容记在头脑里，以免电文被第三方获取而泄密，所以海量的往来电文能留下来的寥寥无几。同时，也由于年代久远，历经周折遗失了不少。其三，能保存下来的少之又少的电文通常保密级别很高，不是随随便便想查阅就能查阅到的。30多年来，我们几经努力，几乎没有任何收获。
● 二是当事人
通过重要人物资料查找电文，比如“四渡赤水”战役的电文，肯定要从能接触电文的人头中去选择，发报、收报、译电这套基本通讯技术完成后，就是送战役的指挥者和决策者，顺着这一思路，我们查阅有关毛泽东主席的资料和红军总司令朱德的资料，幸运的是在《朱德选集》中找到了九封1935年1月到4月间有关“四渡赤水”战役的电报，这几封电报是朱德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工农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给军团、直属队、干部团等战斗部队的。
● 三是地方
可以在战役发生地或关联的区域里，查找地方资料汇编。我们在收集川陕苏区有关无线电电台工作的资料时，发现地方党史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较为齐全地收集到川陕苏区方方面面的资料，令我惊喜的是《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一一川陕时期》居然发现数十份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往来的电文。自然，还可从地方的红色纪念场所或相关出版书籍中发现线索，收集电文。我们在许多专题纪念馆，特别是在军方内部史馆里就看到了许多关键时期的关键电文，有的电文甚至可以看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批示。
今天要讲述的是，我们在川陕苏区发现的1935年1月4日由红四方面军发给中央红军的一封电文，从2009年发现至今已有十多年了，我们时常思考这份电文内容，反复琢磨分析印证，多方请教，查阅了大量当时的历史背景资料，今天才渐渐理出了头绪，明白了来龙去脉。这是一封什么内容的电文呢？
电文的原文内容如下：
廖泽之援黔所谓湘模范旅第三旅及穆瀛洲旅共六团，原集中泸州拟取道南川、正安入黔，十二日已由□□□□。
□告刘湘约五师，陈鸣谦部及田钟毅旅共九团在川南，陈之达在石砫、黔江，袁旅在涪陵、彭水，田旅在酉阳、秀山正赶筑碉堡取守势，咸丰为渝团，来凤为潘旅，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肖、贺已占慈利，徐源泉一部开往剿肖、贺讯。
吴焕先同志所率领红二十五军约三千人，现已到商南一带。刘湘六十团在绥、宣、城口，李、罗、杨森共约三十团分布营山双河场、仪陇前方至新政坝线，田敌颂尧三十团在阆、苍、南嘉陵江西岸，邓锡侯敌十五团在昭化、广元、剑阁一线，胡宗南师之丁旅在广元，余部在碧口、略阳一带，陕南敌约十七团集中南郑六团。肖之楚部约九团在白河及郧西一带，荣景芳师在竹山、竹溪一带。上官云相之四十七、五十四两师有开安康进万源之说，敌正赶筑碉堡。东方城口一带山大，贫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纳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如何请示。
此电文是蔡威侦获国民党军往来密电，报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由参谋综合整理后，经张国焘签发，而后发往中央军委的。电文通报了有关川黔边的敌情及川陕根据地周围兵力部署，详细到国民党嫡系部队、四川地方军阀部队团级以上兵力。
此封电报的时间是1935年1月4日，正值中央黎平会议之后，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红军处在敌军围追堵截的严峻时刻关键时期，这对于正欲突破重围、寻求战机的中央军委无疑是“及时雨”和“雪中送炭〞。
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乌江天险。1月7日，中央红军完全占领了遵义城。1月9日，红二师攻克娄山关，进占桐梓。此后一周，战事稍缓，红军总司令部便积极开展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这便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做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这个决定显然与红四方面军在反“六路围攻”中取得巨大胜利并计划向甘南发展的大好形势有关，也与1月4日的电文内容以及红四方面军电台不断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所提供的情况有关。而遵义会议选择在遵义城召开，更与1月4日的电文以及红四方面军不断提供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息息相关。
“四渡赤水出奇兵”是长征组歌中人们所熟悉的歌词，四渡赤水也是毛泽东本人称之为平生的得意之笔。那么此战“奇”在什么地方？红军能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十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外，还得益于什么呢？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3万多人仍处于敌150个团30多万人的围追堵截之中，为实现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的任务，也为摆脱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敌军，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先后四渡赤水，跳出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圈套。从四渡赤水每个重要转折点来分析，其背后都有准确的情报支撑，从而演绎了这一世界经典战役。
中顾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宋侃夫同志回忆说，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使中央红军能准确地了解周围的敌情，蔡威和他等人开始以国民党军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密码，并将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敌军的部署、兵力、行动方向等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报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经分析整理，由四方面军领导人审阅后发给中央红央。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军一边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及时用电台向他们提供情报；一边调整兵力部署，积极进行强渡嘉陵江的准备”。朱德总司令在一次与宋侃夫谈话中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长征结束后，毛主席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说：“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辛苦了，有功劳啊！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徐向前、宋侃夫的回忆充分印证了蔡威从1935年1月4日那封电文开始以及之后源源不断的情报援助中央红央红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
1935年1月15日，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在组织和战略上作了重要调整。19日，对敌情做了分析和评估后，决定避开敌人的锋芒，向川黔边转移。1月20日，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准备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师，并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要求“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先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之敌于自己方面，以便我野战军顺利渡江”。两天之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又给四方面军来电：“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完成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一一川陕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按照中央“实施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的要求，结合川陕敌情，红四方面军先后发起了陕南战役和嘉陵江战役。陕南战役从1935年2月3日从进攻宁强开始，至22日结束，歼灭大批敌人，调动敌人重兵向川陕边界增援。其中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由广元、昭化调往平阳关增援，邓锡侯慌忙撤走射箭河以南的防线，调5个团的部队接替广、昭防务，敌49、60、61师也纷纷向陕甘南部移动。这些敌军的调动，减轻了中央红军和红25军的压力。
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原打算在泸州上游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蒋介石根据空中侦察，判明了中央红军的意图，以重兵加强了泸州附近长江沿岸防线，中央红军入川计划受阻。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事实上已成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2月7～8日，新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在扎西（今云南威信）开会，决定暂时放弃原来准备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2月2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古蔺白沙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决定停止向北发展，改在川黔滇边地区建立根据地。
就在中央红军处境极为艰难困苦时，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连续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虽然，中央红军迫于形势的压力，暂时放弃了向川西北发展，改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而红四方面军仍然依照原来的建立川陕甘的战略计划，于1935年3月28日发起了嘉陵江战役，歼敌12个团，攻克9座县城，控制了剑阁、中坝等天险和战略要地的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使红四方面军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红四方面军的胜利迫使蒋介石、刘湘四处抽调兵力、调整部署，重新建立防线，堵截红四方面军向川中盆地发展。为建立新的防线，重新组织会剿，蒋介石不得不在已有的部队中重新调整，共抽调了其精锐的中央军胡宗南部以及杨森、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等人的部队共8万兵力，这样就大大减轻了正在四渡赤水的中央红军的压力。
鉴于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的重大成果，为中央红军进军川西北打开了通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决定再次修改前进方向。193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在云南寻甸县鲁口峭村召开会议，决定再次向川西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这一决定，中央红军从1935年5月3日到9日，强渡金沙江，成功进入川西南，一、四两大红军终于会师。
这份1935年1月4日的关键时刻电文，以及之后频繁的电文往来，在中央红军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起到了帮助中央作出正确决策的作用，取得了两大红军主力会师的关键性胜利。从1935年1月4日这份电文开始至同年6月18日懋功会师整整半年的时间，这期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之间的通讯联络情况如何？发生了哪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呢？
1934年10月，在反第五次“围剿”中失利的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开始），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未与红四方面军联系。这是十分罕见的情况，此前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保持着畅通的联络，突然电台失联，让红四方面军的感到不解。当红四方面军从敌台播报的“剿匪新闻”中得知这一消息时，感到十分震惊。徐向前的判断是：瑞金是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放弃红色首都而没有告知其他根据地，说明中央红军的情势万分危急。
失联2个月左右后的12月19日，红四方面军第一次收到中央红军的密电，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了新的部署，要求红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红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军阀。
在失联的2个月左右时间里，中央红军经历了哪些曲折之路呢？实际上就是中央红军长征之初的2个月，所经历的是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国民党蒋介石三道重兵封锁线。其中最为惨烈的是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员过半之多，与红四方面军恢复联络时，兵力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到只剩下3万多人。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以后的动向，一直为徐向前所关注，他亲自交代蔡威，要随时侦听破译敌军的电讯，及时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情报。蔡威几乎彻夜不眠地坚守在电台旁，每时每刻都在捕捉、抄录各路川军电台发出的密电，尽管他已经很熟悉四川各路军阀的密码，但密集的电文还是让他和他所领导的电台应接不暇。
《徐向前传》中写道：“……电台工作人员理解徐总指挥的心情，日夜守在电台旁，随时将得到的中央红军的行踪报告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和总部机关人员，把空中截取的情况，经过分析筛选，用电台不断通报给中央红军。”
张国焘回忆：“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察电台，日夜不停地工作，只有小部分时间用在侦察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察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做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7时余守候到翌晨3时左右。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肖全夫回忆：“由于中央红军白天行军打仗，夜晚也难得安生，没有固定的位置，电信联系十分困难。蔡威同志每夜都要守在电台上，等待信号，寻机呼唤，每每夜不眠。”
原中央红军无线电第一分队报务员黄萍回忆：“在离开遵义到四渡赤水的两个多月里，军委总部同所属各部队的联络始终畅通，来往电报现在看到的就有280余份。同红四方面军的联络也非常密切。……由于通信联络顺畅，来往电报收发及时，这对党中央、军委及时了解情况，正确制定作战计划，实施不间断的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起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1934年12月19日是红四方面军收到失联2个月的第一份电文，那么1935年1月4日则是红四方面军在恢复联络后发给中央红军的第一封重要电报，也是一份全方位提供敌我双方情况的关键电文。
那么，蔡威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有能力破译敌方密码吗？这就要从毛浴镇“黑室”说起。
毛浴镇位于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东南部，是通江县保存较为完整的古镇之一。红四方面军取得反“三路围攻”胜利后，于1933年2月在毛浴镇正式建立中共赤江县委、赤江县苏维埃政府，这里成了川陕苏区的要地。蔡威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无线电电台，就驻扎在古镇附近的寺庙边，在这里他与宋侃夫、王子纲三人联手破译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通密”，毛浴镇成了红四方面军破译敌军密码的“黑室”。
1933年3月，蔡威率领红四方面军二台从南江前线回到了毛浴镇，抓紧破译川军田颂尧部的密电。蔡威把积累的田颂尧部的电文资料提供给宋侃夫、王子纲等共同研究，蔡威从中发现了田颂尧部密码的一些规律，高兴地说：“完成掌握田颂尧部的密码，为时不远了。”为了攻下这一难关，蔡威废寝忘食，反复琢磨。儿时从“四书”“五经”中学到的文言功底，扎实的英语与数学基础，加之聪慧的头脑以及罕见的刻苦，使蔡威在密码研究中迸发出超常的潜能。蔡威和他的战友宋侃夫、王子纲终于把这个神秘的迷宫攻克了。
万事开头难，密码破译也是如此。有了破译第一部密码的经验，再破其它密码就容易多了。川军密码属于地方军级别，大致相同，变化不大，田颂尧部密码一破，紧接着蔡威他们在短时间内对四川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等军阀的密码尽数破译，从而对川军的动向了如指掌。接着，蔡威他们以国民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电台为中心，集中力量破译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密码。之后，又解开了甘肃军阀鲁大昌和青海马家军的密码。
红军三大主力部队，最早破译敌方密码的是红一方面军，时间是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是1933年3月，比红一方面军晚4个月时间。红二方面军是1933年6月，比红四方面军晚了3个月。尽管三大红军主力部队破译敌方密码的时间有先有后，但他们都有一支破译队伍，对周边的敌方情报都能全面掌握，因此常常能避实就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从而化险为夷。
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三支红军主力部队建立了情报共享机制，互相支持，密切配合。红一方面军早期破译成果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吸纳，用于指导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困难时，红四方面军向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时提供情报，党中央、中革军委用于指导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的情况也一样。曾希圣是中央军委二局的局长，是红一方面军破译密电的领军人物，在《曾希圣传》里有这样一段叙述：“……他知道，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通信学校政委曾三，与时任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二台（侦察台）台长的蔡威，同是周恩来在上海培训的无线电通信干部，老相识，便约三局（红星三科）局长王诤，在曾三的陪同下主动拜会蔡威。曾希圣和王诤介绍了中央红军无线电侦察和通信的建立、发展情况，长征以来对敌无线电侦察的体会……蔡威也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侦察部门建立和发展的状况，并且介绍了四川军阀各派和甘肃军阀鲁大昌密编制和使用情况，以及对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无线电侦的体会。”正如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所说的：“……在配合红军反‘围剿’和长征作战中，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的技侦部门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充分发挥了知己知彼、克敌制胜的关键作用。”
1935年1月4日电文只是众多关键电文中的其中一份，我们透过这份电文感受到密码破译所获取的情报重大价值和重要性，甚至有的关键电文会影响红军的重大决策、重要战役和长征线路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