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国秋
这是一份封存37年的联络名录，上面有军方的、有地方的，职务有高有低，但解开他们的密码或谜底一一都与一个人有关，即无名英雄蔡威，有的是他的同期开创者，有的是他的同行战友，但更多的是他的学员和身边工作人员。37年来，它是福建宁德地方党史工作者和蔡威研究会解密无名英雄蔡威的“联络图”。
自从1985年找到蔡威家乡和亲属后，宁德县地方党委政府把收集整理无名英雄蔡威的资料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来安排，几乎是举地方党史部门之力，全力以赴。这是为什么呢？一是蔡威工作性质特殊。是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虽然《密码学》只是数学的一个分支领域，但红军时期的破译密码与理论密码学有很大不同，密码理论只是一个基础。所以地方党史工作者一切从零开始补上密码课，在学中做、做中学。二是走访的当事人层面高。都是厅部级以上干部，多是共和国将军和部长，担任过军方和地方的要职，有的已退休，有的还在职。如何联络？如何让这些老领导老同志安排时间见我们？三是分布范围广。除北京相对集中外，散落在全国各地好几个城市。
蔡威生前所在单位军方解放军总参某部是我们依托所在，1985年11月29日，我和宁德县党史办主任吴斌等人第一次前往北京军方某部，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军方了解蔡威的档案资料和走访知道蔡威情况的当事人。当时，我们敬重的马文波将军已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先是由到过宁德的丁德润大校帮助我们起草一份军方掌握的熟悉蔡威的人员名单，和我们收集到的需要走访的名单合并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最初的“联络名录”。这个早期“联络名录”指导我和吴斌主任采访在北京的军方蔡威老战友，事先由军方丁德润大校帮助联系好，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上门采访。
1986年5月份的一天，我接到北京丁德润大校的电话，说：“你想办的事已经解决了，就是你第一次到北京希望得到联系蔡威生前战友和知情者的‘联络图’，经请示部首长，同意将我们收集到较为完整的联络名单给蔡威家乡的党史部门，作为收集资料联络之用，要求最好由你本人妥善保管，同时复印上一份《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会议纪要》，现用挂号信寄上。”我接到电话后高兴地向吴斌主任汇报说：“军方帮了大忙，我们想要的‘联络名录’有眉目啦！”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丁德润从北京寄来的这份“联络名录”。那时，我刚参加工作才五年，进入机关工作时间不长，对妥善保管的具体要求不明确，好在丁德润大校是老朋友了，就虚心请教，如何保管，是不是谁都不让知道。丁德润笑笑说，先向单位领导汇报此事，仅用于走访和收集蔡威烈士资料之用，不丢失，不传阅他人。我说记住了。我从北京回来，向吴斌主任汇报此事后，再无向别人说起过。
事后，丁德润告诉我这份“联络名录”的由来。
198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解放军总参谋部为纪念三大红军主力会师50周年，纪念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先驱、总司令部二局局长蔡威同志牺牲50周年，征集和核实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的历史资料，拟定于1986年4～5月在北京召开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这是项重要和认真仔细的工作，军方年初就开始会议筹备工作，参会的老同志名单人选是会议的重点，范围选定，有多少对象，能否参会等等，这些都需要事先摸底沟通。所以，军方会议筹备组通过多方收集和确认提出了参会名单。会后，丁德润大校找到军方首长，建议将这份名单连同《会议纪要》一并提供蔡威同志家乡的党史部门，为地方党史部门收集蔡威资料提供方便。军方首长大力支持，但出于名单上有相关老同志的个人信息、住所、联络方式等，要求妥为保管。
这份“联络名录”能交由地方“妥善保管”不仅是军方对地方工作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军方对蔡威前辈的敬重和对地方工作人员的充分信任，而我信守诺言，妥善保管，封存37年后，隐去“家庭住地”和“电话号码”两个部分，现予以妥善“解密”。
我是地方党史部门征集研究蔡威烈士课题的负责人，拿到这份军方给的“联络名录”如获至宝，马上补充修订工作计划。之前，我们就有一个大方向的工作方案，就是遍访熟悉了解蔡威的老战友和生前工作单位业内人士，尽可能详尽收集蔡威的全面资料。
我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走访范围”的分析。名录中有23名老同志，之前已走访了9位，还有14位未走访。是否名录之外还有呢？答案是肯定的，军方支持的“名录”是会议名单，与会议主题有关的“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老同志”，当然这是最重要的“核心”人员了，但地方党史是需要全方位收集资料，除了蔡威老战友这部分“密码破译”知情者外，还需要了解“业务”工作以外的方方面面，所以我补充了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会议名单还有一个漏项，即因健康等原因无法参会的人员，所以我补充了军方总参谋部原副部长、外交部原副部长马文波将军，因为他从福建宁德调查落实蔡威同志籍贯后，回北京就突发重病住院医治。我还在名单里加上了“联络人”丁德润大校，这样就有了上述26位人员名单的“联络名录”。
第二项工作是住址分布的分析。相对集中是北京有18人，其余的8人比较分散，有武汉、西安、成都、南昌、天津、福州、郑州、乌鲁木齐等地。
第三项工作是拟定工作计划。基于时间（1986年10月福建宁德召开纪念蔡威烈士牺牲50周年大会）、人员（走访需2人，持单位介绍信）、经费（出差费用，上个世纪80年代乘飞机还需出具县团级以上单位介绍信）等因素考虑，我在计划中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重点人员走访要完成；二是介于时间和经费原因改走访为电话沟通和约稿来信方式；三是充分应用已有材料和“联络名录”线索，查找我们需要的资料。
我把工作计划向党史办主任吴斌作了汇报，然后和吴斌主任向宁德县委分管领导汇报后，就按计划抓紧实施。
当务之急是重点人员的补缺补漏走访，之前我和吴斌主任已于1985年11月28至12月9日在北京和武汉走访了宋侃夫、陈福初、李永悌、胡正先、徐明德、耿锡祥和冯志禄7位蔡威老战友，其中重要人员王子纲未走访。王子纲是必须走访的重要人员，因为王子纲是与蔡威、宋侃夫同在上海党中央特科领导下的无线电培训班同期学员；王子纲是与蔡威同时接受党中央派遣，一起同上海启程进入鄂豫皖苏区的，途中的经历只有王子纲知道；蔡威、宋侃夫、王子纲三人被喻为红四方面军“情报三杰”，可见他的重要性。于是就有了1986年5月6日至11日，我和陈其春同志到北京走访了王子纲和再次走访了宋侃夫，留下了珍贵的回忆资料。
同时抓紧办的是根据“联络名录”电话号码与工程兵原副司令员贺光华、西安市长途电信局原负责人何锦文、电子工业部成都970厂原负责人冯云芹、二炮科技部顾问罗应钦、海军司令部原通信部部长刘泮林、江西省林业厅原负责人况步才、天津市第一商业局原局长熊远绪、解放军宣化通信兵学校原负责人刘昆、福州军区司令部三部原负责人杨健生、公安部办公厅原副主任李连富、河南省邮电管理局原负责人高纪明、工程技术学院原副院长刘继明等12位老同志电话和去信了解情况，电话主要是说明情况，介绍意图，去信主要是提供线索和提出采访的问题。已经走访过的老同志，我们也一一去信说明情况，征集纪念活动的题词。很快，我们就收到游正刚、刘昆、熊远绪等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和题词。
在根据“联络名录”联系的同时，我们进一步与北京军方“联络员”丁德润联系，帮助收集老同志们已写过关于回忆蔡威同志的文章和相关资料，在丁德润大校帮助下，我们很快就收集到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将军的纪念文章和题词。
我在根据“联络名录”联系沟通时，有的因老同志的健康原因未能走访，他们都会在电告本人或由家人转告说是1986年“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上已有发言，请军方支持即可。这样，我就认真研究《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会议纪要》，不理解的地方或座谈会有发言但未写入纪要的“背后故事”又与军方“联络员”丁德润联系，请他将老同志在座谈会上有关蔡威情况的发言内容整理后寄给我。丁德润事后花了不少时间回信告知发言内容，可惜的是这封信怎么找也找不出来。
在后续研究蔡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年未进入“联络名录”，而被军方列入红四方面军技侦情报工作初创时期的工作人员名单有两人，一是罗若遐（1907～1988）湖南浏阳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红军，参加了长征。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分队报务主任、新闻台长，军委三局一科科长，无线电营营长，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通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通信联络主任，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二是罗舜初（1914～1981）福建上杭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曾任红一方面军参谋，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二局科长、代局长，军委二局副局长，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建国后，历任海军参谋长、第二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这两位与蔡威有交织的同行，我们将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方式来研究。
北京军原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是我后来补入“联络名录”的，因为有件事先考虑不周的事让我非常“自责”。徐深吉将军是最早实质性参加“寻找”蔡威家乡及亲属的三人（宋侃夫、王子纲）之一，撰写《怀念一名“无名英雄”一一回忆红军长征中的蔡威烈士》纪念文章于1982年2月24日在《福建日报》上刊发，用“文章寻亲”方式寻找蔡威的家乡和亲属，为更好地提供线索，他查找了红四方面军名录，得知“蔡威是福建省福鼎人”。由于这一线索，引起了中共福鼎县委的高度重视，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查无结果，还险些找错人。1985年查找到蔡威家乡在宁德县后，徐深吉将军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当时，我写纪念文章时，未事先做调查，只凭红四方面军汇集名册为根据，结果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很是抱歉。”老将军为寻找蔡威的家乡和亲属，查阅资料，撰写纪念文章，只因一个未求证的资料而特意给烈士家乡的党史部门写信致歉，要有多宽阔的胸怀啊！而我在1986年宁德隆重纪念蔡威烈士牺牲50周年的纪念大会邀请蔡威生前老战友和嘉宾时，居然仅凭“联络名录”邀请，而忽略了徐深吉将军，老将军能不能参会是一回事，但我们未邀请却是不应该，因为当年我是负责邀请蔡威生前老战友和嘉宾这项工作的，我为自已的工作疏忽而感到深深地自责。
在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苏区转移的“西征”途中，时任红军218团团长的徐深吉奉徐向前总指挥命令，杀进敌军包围圈，救出蔡威和蔡威电台队伍……今天，我刻意找出徐深吉将军为纪念蔡威的题词，刊登本文，再次表达我的歉意。
未进入“联络名录”的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一一曾三。军方“联络员”丁德润1985年8月2日给我来信时写道：“……我们则在北京访问曾三（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国家档案馆馆长，蔡威同志老友）、耿锡祥（原四机部政治部主任）、徐明德（现海军副参谋长）等认识和熟悉蔡威同志的老同志……”，我虽后就向丁德润要一份曾三的采访资料，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份资料至今我没有掌握到，现军方资料室里多次寻找也没找到。曾三是上海党中央第一部电台的发报员，在上海与蔡威认识而成为好友，这份资料是蔡威在上海与无线电电台打交道的重要见证，十分珍贵，后来只能从“联络员”丁德润的口述中了解大致情况，因为是丁德润釆访了曾三，并整理了资料，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总之，通过“联络名录”的线路图，全方位地搜寻，我们力求穷尽所有能查询的线索和资料。
这份“联络名录”详尽准确地提供了采访征集无名英雄蔡威资料的方便，我们百倍珍惜根据“联络名录”征集到的来之不易资料“成果”，福建省地方党史更是为蔡威资料“成果”提供了平台。
中共福建省党史资料征编委名下有个《福建党史通讯》月刋，集中刊发福建省地域内或福建籍不同革命时期的研究成果，是全省党史工作者希望展示和交流成果的平台。1983年福建省举办了全省党史工作人员培训班，我在培训班里认识组织培训兼讲课的老师邱文生，他是省党史资料征编委编研处处长兼《福建党史通讯》月刊的主编，邱老师学识丰厚，为人谦逊，平易近人，对我们刚“入伍”的县级党史工作给予热心指导，我们则被他的学识和人品所折服，从那时起我就拜他为师，一直称他为“邱老师”。上个世纪80年代，从宁德到福州要乘车翻越“飞鸾岭”和“北岭”，行程三个半小时，每次赴北京等地走访老同志，需先到福州住一宿，然后再赶“飞机”。我就形成惯例，每次到福州，先到邱老师那里，邱老师不管手头多忙都会忙中挤时间与我交谈一番，指导我到北京采访老同志的注意事项，然后开列出一串图书清单交给我说：“你要当搬运工，到王府井书店采购这些书带回福州。”我每次从北京回来必逗留福州，一是完成邱老师购书的任务，扛着重量不轻的一二十本书；二是送上北京采访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邱老师把每篇有关蔡威的回忆文章都在《福建党史通讯》上登载，对于我这位刚加入地方党史队伍的新兵而言是莫大的鼓励。省委党史征编处的办公地点在省委机关大院屏山的高处，中午则由邱老师安排在省委食堂用餐，晚上就住在西湖宾馆的小平房里，那时的工作条件虽然不如现在，但我倍感党史工作者队伍的平等关爱，也许是我们遇上好领导“邱老师”的福分。
随着蔡威资料的征集整理和在《福建党史通讯》上的刊发，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蔡威年谱》、《蔡威传略》均被列入1986年福建省党史的选题任务，蔡威的事迹也在福建省内逐渐宣传开来。
中共宁德地委有个不定期的《党史资料与研究》刊物，蔡威的选题列入宁德地区年度重大课题，自然引起地方党史部门的关注。1986年正逢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也是无名英雄蔡威牺牲50周年，宁德党委政府举办隆重纪念活动，同时把我们走访的有关蔡威资料和初步研究成果出版专辑，这在闽东党史界上是少有的。
在蔡威烈士所在地的宁德县（现为蕉城区），我们更是举全县之力做好这件事，县委政府全力支持，要人给人，经费保障，在1985∽1986两年内集中发力，抢救了一批老同志头脑中的活资料，征集到一批珍贵的老同志题词，特别是徐向前元帅几乎是命名式的“无名英雄蔡威”题词，为后来把无名英雄蔡威的宣传推向全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份军方提供的“联络名录”，凝聚着这支隐形方面军对前辈无名英雄蔡威的敬仰敬重。当我看到这份封存37年之久的“联络名录”时，脑海里就浮现出名录上众多我走访过的宋侃夫、王子纲、马文波、肖全夫、陈福初、李永悌等老同志回忆蔡威时的凝重神情，透过他们我仿佛看到了在“黑室〞里夜以继日工作的蔡威局长……我陷入了沉思。
近来隔三差五就跑蔡威故居，在故居前一幢房子的二楼是蔡威研究会和蔡威事迹展陈馆的办公用地，我在那里有个工作室，把30多年来收集的有关蔡威资料全部集中在二楼的小阁楼里，常常一个人关在资料室里翻阅资料，一翻就是大半天，每次都有新发现，每次都被拉回往事的回忆中。前几天，无意中找到了这份37年前的“联络名录”，让我十分惊讶，因为我正在思考着如何把征集蔡威资料的过程理一理，发现这份封存已久的“联络图”，我眼前一亮，心想“有了”，于是故事就从这份联络名录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