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的一天,我和蕉城区政协副主席郑贻雄、蔡威孙子蔡述波前往北京,在军方有关部门带领下,拜访了解放军某部原政委陈福初将军的儿子陈小亭。此前,我们得知陈福初政委于一年前逝世,在他儿子的引导下,我和郑贻雄、蔡述波在他家中的十平方米不到的祭奠室,面对陈福初政委的遗像深深的三鞠躬。
良师益友
我第一次见到陈福初是在1985年11月28日,那是在北京军方的一次座谈会上,福建省方面参会有省党史办、福州军区和宁德县党史、民政以及蔡威亲属代表蔡述波,军方参会有陈福初、李永悌(将军,军方某部原副部长)胡正先(军方某部原副部长)以及部史办等有关人员,陈福初主持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由三位蔡威的老战友,也是军方的部首长回忆有关他们所知道的蔡威的革命事迹。
先是胡正先和李永悌谈,陈福初最后谈:
“1932年7月间,我调到蔡威同志领导的电台工作,直至1936年9月底蔡威同志不幸病故,我一直与他在一块,没有分开过。”
“我和蔡威同志一块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对他稍有一些了解,但许多东西不知道。因为,那时我的年龄比较小,又是在蔡威同志领导下工作的,许多东西没有接触到;另一个是我文化水平低,没有很好地把有些东西记下来,即使记下来,恐怕也保存不到现在。”
“蔡威同志从筹建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开始和以后从事对敌军情报的研究,到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部的二局局长,直至1936年9月底因劳累病故在即将到达长征终点的地带,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及对敌人情报的研究侦破工作的创建,保证红四方面军在对敌作战中取得胜利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我党的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很好的同志。他是我的领导,但我总感到他又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
……
陈福初谈到他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的几件事:
“电台里的同志生病了,不管工作有多么繁忙,他都要亲自去看一看,问问好。部队打了胜仗,徐向前总指挥等总部领导总是把缴获到的战利品分配给蔡威同志,以此支持他的工作。但他自己常常把这些东西留给生病的同志。他最痛恨红军队伍里个别干部的军阀主义作风,如果看到哪一位干部打骂战士,他会声色俱厉阻止他的。他很有涵养,话不多,也很少高声说话。最生气的时候,也只是骂上一句‘狗娘养的’,‘我搭你一手枪’,尽管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留西洋头、穿西装服,但他很有威信,总部领导很重视他,干部战士也都十分钦佩尊重他。”
“蔡威同志是电台台长,后来又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局长,但是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不是他。在长征时,我当任党支部书记的期间,他从不因为自已是电台台长、局长,是领导人就怱视了组织生活。他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与其他党员一样,经常把自己的思想、工作情况向党小组汇报,向党支部汇报,还经常写出书面汇报材料。他态度诚恳,汇报是掏心的,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这的确是十分难得的,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极深刻的。不象有的人,认为我是负责人,我向你汇报什么?当时,甚至有些党小组的组长,都是蔡威同志培养出来的学生、下级,他也是同样的尊重他们。蔡威同志刚到鄂豫皖根据地时,我是军委会直属机关团的总支副书记,组织上派我到电台,参加他们的支部大会。开头我很担心,他们多是知识分子,我是工农分子,害怕他们为难我,但他们对我非常尊重,没有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这一点,我的感受很难。在开支部生活会时,同志们对蔡威提出什么意见、看法,他总是虚心接受,作一番自我批评。同时,他也对电台工作的不足之处提出诚恳的批评。这一点既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的,对我个人来说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蔡威同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他从不居功自恃,居功自傲。他总是把成绩归功于集体,归功于二台的所有同志。一次,陈昌浩政委因为蔡威同志在工作上的成绩突出,就嘉奖给他三百块大洋。蔡威同志是怎样处理这笔钱的呢?他把三百块大洋全部分给了二台同志,包括马伕、伙伕在内。他说:‘电台取得成绩,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
陈福初平日里就经常把蔡威的事迹作为传统教育的材料在军方某部系统内和系统外讲过课,也到基层部队去上个课,因此,对蔡威的事迹十分熟悉,加上他和蔡威长期在一起,讲得十分生动感人。
军中菩萨
最后的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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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英雄背后的故事——三十余载亲历记》
之《广东来函》